2022年Biotech会大面积淘汰吗？国际化将被推迟到何种程度？未来创新药内卷有多卷？创新药3.0时代的新技术有哪些？

在2022年2月21日由E药经理人主办的中国医药产业新年展望会上，波士顿咨询（BCG）董事总经理胡奇聪、医药自媒体阿基米德Biotech创始人廖磊发表了创新药生态演变及技术相关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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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Biotech会大面积淘汰吗？

一年前行业不会想到半路会“杀”出来个CDE有关肿瘤临床的新规。

一纸新政，“泛滥”的乐观情绪转而演变成汹涌的“利空”情绪，那些曾经被认定为港股18A或科创板的青苗，再也“发”不出去了。自去年12月圣诺医药搭上IPO末班车以来，至今暂无18A公司上市。

“市场的确已经没有流动性了。”廖磊直言。以2021年12月27日的成交状况为例，29家18A公司成交额小于1000万港元，其中11家成交额小于100万港元。

资本盛宴过后将是一片狼藉。在最初的理想主义时期，每家Biotech都踌躇满志，想着在三五年之后该成为怎样的Biopharma。一场浩浩荡荡的“管线运动”开始了，每一家Biotech都搭建平台化架构，意图形成大而全的管线，包括生产设施、销售队伍，“烧钱”速度惊人。

“在国内大量Biotech建造了超过自身需求的工厂，有可能会被迫卖厂。”廖磊指出，如果厂房使用率超过50%，自己建厂是可行的，如果低于50%，就需要寻找性价比更高的渠道。以PD-1作为例子，现在PD-1产能根本用不上，相对而言到现在PD-1企业的成本在升高，而价格又在下降，面临着双重挤压。

尽管如此，但廖磊认为，创新药行业的去泡沫化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年二级市场上Biotech死掉的只是个别现象，大部分还会存在下去。”

他解释道，首先从现金储备上看真正的淘汰高潮或将发生在两年之后，如果经营融资状况改善，大约30%港股18A公司在2024年面临现金耗尽的境地。今年已经有4家港股18A公司处在现今耗尽的危险阶段。

其次创新药的现实并没有那么不堪。去年是Biotech商业化元年，17家药企迎来第一款创新药，今年上市药企数量只会更多，大部分Biotech已经具备不同程度的造血功能。而且融资窗口只是收紧，并未完全关闭。可以看到今年1月超20家药企完成融资，总金额已超50亿元。

港股18A看上去比较惨的创新器械公司也暂时没有生存之忧。比如贝康医疗市值15亿港币，而2021年中报披露现金储备18.87亿人民币。

“避开热门靶点，并不意味着Biotech将无路可走，在未满足的临床需求领域还是大有可为的。”廖磊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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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将被推迟到何种程度？

新年伊始，FDA对信达PD-1的审评会议给中国药企出海上了一课。

“无论是CDE新政，还是FDA对信达生物的表态，都不同程度上意味着头对头试验将成为创新药研发的大势。”廖磊表示，内外监管机构都对Me-too说不，对产能说不，国际化也开始去泡沫。

临床试验方案的短板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国内医药技术人才积淀时间太短，欠缺火候，产品拿到国际上缺乏竞争优势，这些都是我们可见的。

最终还是看产品的创新性和差异化。如果中国创新药能够做到First-in-class或者Best-in-class的水平，能够解决美国患者急需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获批是顺理成章的。正如本次辉瑞新冠口服小分子要在中国获批一样。

另外国产PD-1首次闯入FDA受挫，肯定会带来一些冲击，创新药国际化进程肯定会推迟。廖磊认为，第一个冲击是出海成本的大幅增加，单一数据在美国申报上市被叫停，全球多中心临床耗资巨大，只有少数企业可以承担；第二个冲击是创新药的门槛将大幅提高，国际化破局的根本是要走出Me-too/Me-better，做引领式创新；第三个冲击是出海之路可能越来越窄，如今虽然创新药靶点层出不穷，但中国公司之间的布局其实大同小异。

在廖磊看来，国际多中心临床背后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国内的支付融资环境。“大多数创新药企获得的资金支持是比较窘迫的。为节约成本活得更久，只能采取一些淘汰的办法，但也不用过于灰心。创新药暂时以立足内需为主，足以支持两三年内的发展。”

今年国内头部创新药企业的很多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产品进入关键的阶段，未来国际化成功概率将更高，只是需要时间来兑现而已。

未来可以看见的是国际化格局将有很大改变。“国际化耗资大、耗时长、门槛高，大部分小企业都扛不下去，现金储备单薄，无力承担全球三期多中心临床，预计海外权益将掀起转让潮，这个是肯定的。另外国际化也开始去产能，提升集中度，头部阵营的恒瑞医药、石药集团、百济、信达具有持续造血能力，更有希望在国际化长跑中坚持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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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创新药内卷有多卷？

过去一年，“内卷”一词席卷了整个行业。2022年，或者更远的未来，创新药还会继续卷吗？

在廖磊看来，创新药适度的产能过剩根本不是问题，而是未来的一种常态。

原因有三：第一，创新药是医药行业中最广阔的赛道，一个大单品的销售额或相当于其他赛道的全部规模。因为池子足够大，资本蜂拥而入，所以管线重复、赛道拥挤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也是行业繁荣的一个标志。

第二，生物医药属于分散式创新，没有中心，无法被大企业垄断，突破式创新多半是由不知名的小企业发起的。产能规划没有留余，只会限制行业的活力，大部分Biotech未走到商业化阶段就消失了，这是新陈代谢的正常生态。

第三，我觉得适度的内卷是支付方乐于看见的。重复建设的管线是供给端宽裕，在竞争中降低了价格，提高创新药和疗法的可及性。

但要避免的是过度内卷，比如100个PD-1。

究竟如何破除内卷？廖磊认为可以从两个方向出发，一是避免拥挤走向蓝海领域，中国广泛存在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为药企提供了足够多样化的生存空间，没有必要去挤肿瘤一条道，罕见病和神经科学领域也是不错的选择。

另一条路就是走向前沿，比如蛋白降解疗法、分子胶的出现，这些领域全球范围内尚无免疫靶点相关的药物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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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时代的新技术

中国已经从1.0逐步过渡至3.0，涌现了出一批医药创新3.0的产品和公司。

胡奇聪表示，3.0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药企从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化的方向，建立了更多的 First-in-class，去拼创新，也有把产品推出国外的趋势。如果把时间轴再往后推移几年，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新技术平台的产品诞生，同时也会有更多新产品的销售出现，整个医药市场的结构会发生本质变化。

那么3.0时代的新技术会有哪些？如何与治疗领域更好地结合？

在罕见病领域，基因治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基因治疗的起步并不算特别早，但从速度来看非常快，涌现出了一大批的研究院所，建立了一些临床阶段的产品。在公司层面，随着中国企业的出海，包括纽福斯、信念等系列基因公司涌现。还有个特点，就是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非常多，比如纽福斯和华中科技大学，信念和华东理工大学等等。

第二块是RNA疗法，分为三类，RNAi、mRNA、RNAa。在新冠大流行之前，siRNA还是非常热门，像瑞博、圣诺都是比较领先的企业，应用领域聚焦于肿瘤、代谢疾病，比如肝病、高血脂等领域。从mRNA领域来看，大流行之前布局并不多，现在有很多公司将此技术运用于疫苗的开发，也有公司用在抗肿瘤、抗感染上，该领域目前国内并无产品上市。

第三块是蛋白降解技术，已经有一批公司的产品推进到了临床阶段，如百济神州、海思科、亚虹医药等。蛋白降解技术有一个特点，可选择靶点非常广阔，不管是大分子还是小分子，前景非常广阔，所以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大企业在做布局。

第四块是PDC（多肽偶联物），现在这个领域还没那么热，但也有公司在做，相对ADC而言，PDC可以解决免疫原性问题、因分子量大导致的渗透问题等。从全球来看已经有两个产品了，但临床上的管线也不多，很多公司在考虑做联用治疗。

第五块是下一代溶瘤病毒。在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在全球仅次于美国。从产品来看，已经有15个新的候选产品到底了临床阶段，几乎都聚焦于肿瘤领域，参与者主要是Biotech公司。

第六块是下一代的细胞疗法，有很多分支，比较成熟的是用来治疗血液瘤的CAR-T产品，以及通用型CAR-T、CAR-NK、TCR-T、TIL等等，从血液瘤过渡到实体瘤，以及干细胞治疗。

第七是药物递送系统，包括Mirconeedle（MN，微针）/LNP等等，在MN方向自2007年来有超过10家Biotech在这一领域耕耘，不过大多数运用在化妆品领域。在Virus&Virus-like particles（VLPs）有20多家企业参与，主要应用于细胞基因治疗和以AAV为载体的疫苗上。

最后一个是AI制药，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阶段，到临床阶段都有很多引用，现在市场上有广泛布局了，有的聚焦在前端，有的是后端，有的聚焦于临床，都对药物发现、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