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国八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各种人才参与国家大事越来越多，不管是国君还是权臣们，对人才的追逐都非常频繁。诸侯国的高层管理者意识到国家战略需要由核心人物来唱主角的时候，人才竞争早就跟列国纷争一般战火硝烟，而此时对于内部人才的关注和盘点就显得尤其重要，比如鲁国国君和权臣们就大力引进和提拔孔子门徒，比如子贡和冉求等人，都曾经到鲁国朝堂为官。在中国古代的朝堂之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作为一国之主或者一国之权臣，往往身边都跟随着很多谋臣，并是以此为荣。这些谋臣言必称阴谋，胸中韬略无数，多有上中下三策之说。

事实上说孔子时期的鲁国并不缺乏人才，这些供职于鲁国的人才们大多做出过相当的贡献。鲁国的人才模式是阶梯型的，最顶层的是公族权臣们，有能力掌控国家发展的框架和战争研究，数量上是凤毛麟角的，但竞争也是最为激烈的。其次就是在朝中为官的卿大夫及贤臣们，他们没有能力改变框架，却能够在框架模式上进行适度的改善，进而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多可行性政策。再而就是权臣身边的家臣们，这些家臣发展到后来逐渐掌管着权臣家族的更多资源与财富，甚至有超过权臣的能力，比如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就曾发动对三桓的战争。

鲁国圈层中的这些人才，因为权力的更替也会发生诸多不和谐的信号，很多人才试图改变旧有的权力阶梯，希望借助于此来推行自我政治理想，比如孔子、阳虎、少正卯等人皆为如此。阳虎用的是绝对武力，孔子用的是一半政策一半武力，还有少正卯等人则是传播所谓“异端邪说”，本质上都是在为时代的大舞台增加新的元素，只不过可惜的是他们最终都如出一辙的遭遇惨败。少正卯为孔子所诛杀，阳虎流亡国外，孔子退而著书，但国君和权臣们根据政治格局的发展，选择的是不同的人才进行协作，留给鲁国人才发展的困境则越发严重。

鲁国的人才氛围总体说来还是比较开明的，整体国家的发展还是依靠人才的培育和引进。鲁国人虽然对教育体制的颠覆性改革不感兴趣，可也允许诸子百家的和谐共存，比如孔子在讲学的时候，少正卯也在讲学，儒家可以存在，墨家也都能在鲁国存活，而且人才们流动的频次是比较高的，大家都在选择更能够实现自我理想的地方进行自我教育，就连孔子的门庭也曾经“三盈三虚”。在鲁国人看来，选择不同的老师，就是选择不同的党派，显而易见的是后来选择少正卯的那些门徒们都可能会非常后悔，因为孔子即便与三桓家族政见有所不同，然而还是受到鲁国国君的重用，并在短时间内执掌鲁国朝堂，少正卯即成异端邪说。

孔子在鲁国的变革失败后就开始出游列国，但不是所有的弟子们都始终跟随孔子，其中孔子的弟子冉求就依然待在鲁国，成为季孙氏的家臣。这种家臣模式类似于战国的门客制度，为诸侯权臣们所采用，正是诸侯国招引人才的一种有力补充，那些既没有背景又没有关系的人才，大多只能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朝堂。从北到南又从西到东，这些来自列国的人才们，从青年到壮年，又从壮年到老年，不分昼夜的挥霍了时光，大多数就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跟后来科举考试的结果是相似的，能够位列三甲的人都是少数。在权臣们的眼中，就算政见不同，只要不是敌人，也是有生存空间的。比如孔子在当政时期曾经极力削弱三桓，可是当季孙氏家臣冉求立功，便是将孔子迎接回到了鲁国，三桓也并没有对孔子进行打击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