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明朝最著名的“游戏皇帝”正德被自己“玩”死了。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因为正德无子而被选为皇帝继承者。天下掉下来的这个大馅饼，让朱厚熜有些蒙了。但很快，聪明的朱厚熜在藩王府的亲信帮助下，逐渐掌控了时局。

当时，朱厚熜不仅面对着朝中重臣们的挤压，更面临着边军腐败问题。对于前者，嘉靖通过“大礼议”对文武官员进行整治，逐渐掌握了主动权。对于后者，嘉靖皇帝也在元年派出大臣进行巡边。

问题的复杂就在于：长期存留的问题，只是等待时机爆发。当你想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问题就突然爆发了。

边镇三堂中谁最大

从正德四年（1509年）开始，大明每两年就爆发一次兵变。嘉靖皇帝改元登基后到嘉靖亡故共有19起兵变，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七月、八月就分别爆发宣府、大同、福州兵变。在各个兵变中，大同镇在嘉靖朝竟然发生过三次。由此可知“兵变”问题多么严重。

对于兵变问题，其责任首先要由谁承担呢？很显然是主管边军的人。

明初对军事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军队调遣、最高指挥权都在皇帝手中，包括兵部尚书、直接带队的总兵官都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出征统帅由皇帝临时任命，领兵、调兵的印信也都是一次性。

朱棣时期又扩充宦官权力，“宦官监军”比较流行。其后，文官势力开始扩充。由此形成，边镇“三堂制度”即：都御史、太监、总兵。

“三堂”中谁的权力最大？很显然或者都御史或者太监，总兵居主的情况在明朝中后期不可能出现，在明初倒有可能。但这并不不是说：总兵在“潜规则”下不居于主体地位。

毕竟总兵是管军的军人，都御史作为监察官员、太监作为皇权的代表属于“外行”。平常做事、所思所想所言与军人就不是一个脉络。因此，边镇的日常工作还是总兵居主。

边军比较凄惨，屯兵是底层

在明朝的军队体系中，有野战兵和军屯兵，屯兵地位比较低。

军屯对于军队的支撑作用，主要在明朝前五帝（太祖、建文、成祖、仁宗、宣宗）时期（1368—1435年）。

宣宗（1425—1435年）之后，屯军受到的盘剥越来越多。

宣德九年（1434年）二月，兵部右侍郎王骥就说“中外都司卫所官，惟知肥己，征差则卖富差贫，征办则以一科十，或占纳月钱，或私役买卖，或以科需扣其月粮，或指操备减其布絮。衣食既窘，遂致逃亡。”

也就是说，宣德朝大规模的军人间的贫富差距、在文武官员贪污下，许多军人因无法缴税，造成像民户百姓那样逃荒。

屯兵的税被称为“屯田子粒”。它主要是本镇军的粮税，除此以外还有本卫所的粮税。前者被称为正粮，税额十二石；后者被称为余粮，税额前期为十二石、后期为六石。

因为各地区军屯粮食产量不同，有的地方军屯兵余粮就比较多，有的地方土地贫瘠交税都交不上。由此造成许多地方的军屯兵生活贫苦。

之后的问题越来越多，宣宗之后的英宗朱祁镇治国无能，重用宦官王振乱政，边镇问题越来越多，直接造成土木堡之变（1449年）。朱祁钰为了天下安危和明朝最核心利益，在英宗被蒙古活捉之后毅然称帝。于谦更是率领军民展开“北京保卫战”，使得大明免于被推翻的厄运。

其后，英宗复位，杀民族英雄于谦。其子宪宗登基后为于谦平反，其人品值得人们敬佩。但作为皇帝，因为久在宫中且与军事关系较远。边军的问题，仍然有赖于各地“三堂”特别是总兵官的有为。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的黄绂（1422—1493年）巡抚延绥“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黄绂作为镇抚官员之一，见军士们如此，立刻预支了3个月的兵饷，给军卒们下发月饷。同时，对参将郭镛、都指挥郑印、李铎、王琮等人进行弹劾。

都有哪些人在搜管屯兵、边军的利益

屯兵是军人的最底层，屯兵之上的各等级军人也都受到盘剥。到了嘉靖时期，就连京军都出现大量逃亡，礼部侍郎王邦瑞愤怒地说，国初京营七八十万，现在在册十四万多人，但真正操练者不过五六万。京军都是如此，其他地区的军士更是如此。

因为京军中有部分军人为班军，也就是外地军镇来京的军事人员，这些人来到北京后，竟然成为权贵们的“催唤”对象。

宣宗以后明朝的疆域和思想大撤退，因为不需要开疆扩土，宣宗以后的皇帝们，对待蒙古势力基本不会采用主动进攻的方式，而是一味“防守”。文武官员也日渐向宋朝文武“学习”，主体思想不再是消灭敌人而是阻挡敌人。

大同代王府复原图

军屯的大量土地被皇族、太监、文武、豪绅等不断侵吞。更为严峻的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间，军饷都逐渐发放不出。嘉靖元年，宣府、大同先后发生军人鼓噪世间，要求发粮饷。比较严重的大同，从正德七年到嘉靖四年竟然十三年都不发月粮。

在如此严峻形势下，边军逐渐进入“躁动时期”，由此掀开了“兵变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