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医疗队在病房内开展工作。摄影：丁士英

口述：丁士英

记者：杨舒鸿吉 编辑：徐菲

我叫丁士英，上海金山人。5年前，我调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呼吸科，现担任护士长。忙碌且有序的工作一直延续至去年春节前夕。

2020年1月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牵动全国。作为一名呼吸科的护士，我通过网络关注了相关消息。庞杂的信息让人十分揪心，作为医护人员，我感同身受，因为人都是有求生欲的，谁都想好好活着。

农历腊月二十九，我接到了医院护理部金主任的电话，要我征集下有没有护理人员自愿参加上海援鄂医疗队支援疫区？

金主任给我罗列了几个标准，我自认为都很符合。不过从一些硬性的门槛来看，比如入职年限等，科室里还有比我更有资历的。但考虑到她们中很多人都需要照顾家庭，所以我当机立断，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信息报了上去。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也有义务去那里。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家提前吃了年夜饭。即使不去武汉，我也要在大年三十晚上在医院值班，一家人只能提前团聚。饭后我告知老公参加援助武汉医疗队的情况。他只说了句，“我觉得作为医护人员，你肯定会做这个决定。到那边注意安全。”

老公能充分理解我的动机，这是医护家庭共同的思考逻辑和价值观念。

大年三十值班，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当天下午6点多，主任打来电话，“赶紧准备，今夜出发去武汉。”

随后，我赶紧把科室工作进行交接，并打电话让老公帮忙准备行李，以便我回家后能拿起行李马上出发去机场。事实证明，“直男”老公在打包行李方面经验欠缺，以至于我到武汉后，发现不少日常用品都没带。

轻装上阵，匆忙披上一件外套后，我就和院里的其余3名医护人员，乘车奔赴上海虹桥机场。

除夕夜的上海下起大雨，在飞驰的汽车上，我的心情骤然紧张。母亲两年前病故，父亲身体又不好，哥哥也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这个除夕夜，一家人从没如此地分散过。想着家人，想着支援疫区可能面临的种种情况，万千思绪一股脑涌上心头。

这种纠结的心情一直延续到我上了飞机。现在回想起来，那几个小时里的记忆仿佛出现了“真空”，我到底在想些什么，事后已经很难说清，只记得打了几个电话。其中一个是打给独自在家过年的爸爸，记得他在电话里很平静地嘱咐我“注意安全”。

直到飞机穿破云层，在高空中飞行的那一刻，我的心绪才稍稍平复。飞机降落后，大武汉灯火辉煌的夜景，让我又找回了熟悉的都市感。但城市里空无一人的街道也在时刻提醒我，这里是疫区。

凌晨5点，我和医疗队其他伙伴到达酒店做短暂休息。7点，数年来养成的生物钟将我从睡梦中叫醒。大年初一的微信格外热闹，亲朋好友发来的祝福和点赞让我心头暖意融融。现在想想，这是我到武汉后最幸福的时刻。

简单的休整后，我们医疗队开始了紧张的动员和防护培训。其中，在穿脱防护服上，我发现诸多细节与此前的工作经验有出入。后来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为此次疫情做的调整，应该越科学越精细越好。

防护是我认为来武汉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是来支援，如果自身的防护做不好而成为病人，那岂不是拖累人家？

所以为了不遗漏任何细节，我全程拿着手机录下了防护服的穿脱动作要领。

防护服如何穿脱，成为了我到武汉后在脑海中反复演练的内容。以至于在武汉的第二夜，我失眠了，脑子里想的都是防护服怎么穿、怎么脱。

丁士英和同事在新岗位上第一夜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要配足30名病人的用药。摄影：丁士英

1月26日下午，我得到命令，作为首批进入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将进驻北楼2层轻症病房，开始在武汉的第一个夜班。

我所值守的楼层有30名病人，除了症状较轻的感染者外，还有9名需高频吸氧的病人。病情的发展瞬息万变，在这个岗位上，医护工作不能因为是轻症病房就掉以轻心。

我是当晚夜班的小组长，与来自金山区的另外3名护士一起值班。

虽然夜班是从凌晨12点开始，但考虑到环境不熟悉，我们一行人还是11点一刻就到达了医院，开始工作交接。

金银潭医院的物资存在一定程度的紧缺，以至于我们的工作服都是借用之前的医护人员的，而且工作鞋也没有。在选好衣服尺码后，我们足足花了30分钟才完整地穿好3层防护服，并在进入污染区之前，互相再三确认各种防护细节。

根据分工，我当晚负责在隔离病房外围区域做统筹协助工作，其余三名护士在隔离病房内为病人提供护理，全程不用出病房，一旦有需求，可用对讲机呼叫我，我在病房外随时准备接应。

开始正式投入工作后，此前持续了三天的紧张感反而没有了。

因工作流程不同，一些具体问题的操作还是让我略感陌生，比如金银潭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我并不熟悉，患者需要转诊时，相应流程该怎么操作？因为在隔离病房，抢救病人生命都是以秒为单位的。好在我自己根据经验总结了一套预案，第二天早上，我再次和金银潭医院的护士进行确认，让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1月27日上午10点，近10个小时充实又忙碌的值班终于结束了，十个小时不能上厕所、不能喝水、更不能吃东西的4个人，却不能彻底放松下来。要知道，在疫情隔离病房，脱防护服是比穿防护服更重要的事，因为防护服已遭到污染，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感染事故。

在脱防护服时，我一度觉得我患上了强迫症，手部消毒时常常洗上好几次，生怕有没清洗到位的部位。最终，我们又花了近30分钟时间脱下防护服。此时的我已经累得没有胃口吃东西了。

经历了第一个夜班，我算是找回了熟悉的工作节奏，对于疫情也有了新的认识。这时才敢跟家人提及，昨夜已作为首批队员，在金银潭医院开始工作，之前都是瞒着他们的，并告知他们不要打电话，有事微信留言。

结束10个小时值班后的丁士英。摄影：杨舒鸿吉

新的一年到来了，而我们的医疗队已经做好了与疫情长期斗争的准备。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优化流程，既能保质保量完成工作，又能减轻体力消耗，期待早日控制住疫情，然后能够平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