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柳条湖事变，东北重工业基地沦陷；1932年1月，日本海军又挑起“一·二八”事变，上海岌岌可危，国都南京也在日军的打击范围之内。做最坏打算，国民政府开始考虑迁都，有五个城市入选，分别是北平、武汉、西安、重庆和洛阳。当时中原还没有受到战火波及，考虑再三，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

上海抗战胜利后局势好转，国民政府又还都南京，仅在洛阳停留了短短三个月。随着日军关东军的南下，山海关、热河、冀东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不得不再次考虑迁都事宜。但是，此时的局势与1932年相比变化很大，北平、洛阳太危险，西安没有铁路，武汉是兵家必争之地，都不适合做首都，备选陪都只剩一个重庆，另外四川省会成都也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1935年，借红军长征的机会，国民政府解决了四川军阀混战问题，局势趋于稳定，考察组进入四川进行考察，为将来迁都做准备。考察组对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进行了仔细对比，最终选择了重庆。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等果然全部迁往重庆。

与重庆相比，成都显然更适合作为备选用地。成都位于四川盆地中心，自古以来就是天府之国，沃野千里，航运发达，且四周环山，易守难攻，人力充足，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成都的战略地位大大降低，远远不如重庆。

首先，四川在近代发展较慢，交通仍然主要依赖航运，没有成体系的公路，更没有铁路，非常不利于大城市搬迁；其次，成都四周都是平原，在航空力量丧失殆尽的情况下，很容易遭到日军轰炸；最重要的原因，成都地理位置太过偏远，远离中原交战区，容易给人留下避守不战、偏安西南的印象，也不利于鼓舞全国军民抗战士气。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国民政府还是决心抗战的。

事实证明，迁都重庆完全正确。重庆的航运比成都更发达，东南沿海的工业设备沿长江而上便可直达重庆，无需再经陆路运输；重庆多山多雾，利于防空，却不利于日军航空兵轰炸，抵消了日军的空中优势；在地形上，重庆扼守长江，只要守住宜昌，就能把日军挡在第三阶梯外。迁都重庆后，日军多次集结重兵进攻重庆，均无功而返，轰炸也没有取得理想战果。八年全面抗战，日军止步于第三阶梯外无法前进一步，我国以“空间换时间”战略得以实现，最终依靠强大的战争潜力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