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克里斯多夫·库塔纳）

我们应该放纵社交媒体乱象横生，让它们野蛮生长。因为它们打破的真相是需要被打破的。

最初，我们拥抱这种不受控制的媒介的时候，心中是满怀希冀的，对吧？它赋予原本只能看电视和读报纸的人一种权力，使他们绕开审查者，让更多人倾听自己的声音。那时，西方乐于见到这种声音的力量在伊朗、突尼斯和埃及等地展现出来。

但现在，这种希冀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恐惧。他们害怕的是：仇恨和谎言似乎在不受控制地扩散，谎言深入人心，听上去竟比真相还真。所以我们得赶紧做点什么，得插足社交媒体，得把它们监管和控制起来，得从谎言之下拯救我们的真相。

真这样做就错了。

克里斯·库塔纳的TED演讲《在社交媒体时代寻找真相》

我们把时间都花在讨论谎言带来的问题上，谎言的确是个问题，但我们却在一叶障目之下看不到更大的问题。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面临更大的危机是什么？是我们的真相。在社交媒体曝光之下，真相是如此孱弱，就连明目张胆的谎言都比它有生命力。

真相的堕落不是从社交媒体时代才开始的，而是从大众传媒时代就开始了，因为从那时起，与许多工业产品一样，真相的制造成为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宣传、广告、公关……

大众传媒时代让人明白一个道理：最简单的真相是最好的真相。因为这样的真相方便我们以全新的规模对其进行包装和销售。

但别忘了，我们在说真相。按理说，真相应该是我们所能追寻的最难捉摸、最美丽、最震撼的东西。真相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知道答案，因为按理说真相应该是高于我们本身的现实。要追寻真相，我们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去寻找它。没有这种共同的追寻过程，我们都是孤独的，因为我们都陷在自己的视角里无法自拔。这就是真相。

然而在大众传媒时代，真相完全变样了。它成了一种我们根据工业配方大量炮制的廉价商品，一种产品。就连这种配方也简单得近乎荒唐：随便一条信息，内容不重要，往里面填塞专家观点和数据，用正义感把它包装起来，或许再加一点“污”的元素，然后通过渠道将成品反复传播。喏，这就是真相。这种真相足以让你相信抽烟可以减肥，足以让我们相信庞大的命题，比如“全球化是件好事”。

不要误会，全球化确实是件好事，这个命题是真的；但如果刻意隐去许多注意事项，这个命题也可以是假的。问题在于，那些注意事项去哪了？关于全球化的全部真相是什么？其中哪些地方在删繁就简时被忽略了？书店里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经济理论书籍，它们都在写当世界经济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里涉及极其重大的政治抉择，比如赚了钱我们要如何共享，亏了钱要怎么分担，这个问题里的“我们”又该如何定义，是区、国家、地区还是人类？这还涉及到重大的哲学问题，比如在这个星球上我们的终极追求是什么，是消除贫困、创造财富吗，是扩大个人自由吗，是巩固社会秩序吗，我们这辈人为了儿辈孙辈要不要考虑自然环境？这些都是多么美丽的问题啊！

就个人而言，我愿意生活在一个人们共同探寻这些答案的时代，想象一下我们能从彼此身上学到多少东西，我们作为一个文明体又会取得多大的进步！但在大众媒体最鼎盛的时代，全球化这个旨在重塑人类的庞大工程被包装成一个无可避免的过程，在每个信息渠道被反复推广。多么悲哀！我们这样做，相当于怎样的自我剥夺？

今天，距离人类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已经过去了十年。现在人人都在学着当主播，我们为社会对话加入了许多新的声音。这是件好事。但我们没有为信息增加复杂性。不但没有，信息反而在变得更加简单化。我们现在选举的民粹分子在简化事实方面堪称大师。当今社会已经被简单真相淹没了。

越来越明显的是什么？是我们终止真相堕落需要明白的两件事。第一，真相的配方已经一文不值。大众媒体把真相制造变成一个如法炮制的流程，社交媒体把这套配方交给了所有人，所以现在人人都可以躲在地下室制造真相。不是吗？通过填塞观点和数据进行量产，结果我们制造出许多相互矛盾的真相，破坏了公众对专家和数据的信任。所以这套配方已经不值钱了，我们用的越多，它的说服力就越差。

另一件变得很明显的事是，简单真相只会适得其反。在大众媒体时代，简单真相是最好的真相，它的传播力最强、覆盖面最广。但现在我们发现，简化真相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通过省略制造谎言。过去，没人关注这种省略，从最终产品中被省略的部分是沉默失声的。但现在，被省略的每一条东西都会找到发声的渠道。你可以抓住每个机会嘲笑我是“主流媒体”，批评我的事实是“假新闻”，这样你就能抢走我的粉丝。

社交媒体时代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真相的制造过程越简单，它就越容易被忽略、被众人否定，因为它无法反映人们的现实。接着，人们就要辨析属于自己的真相。当我们都这么做，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简化真相，那么真相和谎言之间的区别就成了视角差异的问题。

媒体通过填塞观点和数据量产许多相互矛盾的信息，破坏了公众的信任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由于社交媒体的存在，过去足以说服彼此的配方今天谁也说服不了，过去有利于团结所有人的真相今天只能令部分人信服，另一部分人则会被疏远。

所以我们共同拥有的真相已经被打破了。它已经破碎了，尽管可能看上去仍然很美，但它对这个世界毫无帮助，无法发挥原本应该发挥的作用。我怎么看？我对它说“好走不送！”它配不上我们，但给我们遗留了一个问题：现在要怎么办呢？

现在，刺激的来了，我们可以做一次全新的、重大的抉择：未来如何与真相相处？我认为我们只有两种选项。

一、我们可以宣布真相已死，我们需要为诚意另寻一处来源，那就是我们的群组。许多人已经做出了这个选择，他们购买群组里其他人购买的东西，相信群组里其他人相信的东西。结果人们发现，透过群组吃入的信息变得更香了，它们吃起来更正宗地道，远超以往大众媒体工厂炮制出来的东西。这也是民粹主义者目前占上风的原因。但这样做的弊端在于，如果我们宣布真相已死，那么民主也就跟它一起死了。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超越我个人信仰的现实，选举就成了比赛谁嗓门最大，大家都自以为是，于是权力交接就没法和平进行。

我个人不太喜欢第一种选择，所以再看看第二种选择，那就是复活真相。也许用某种办法，我们可以逆转一个世纪以来的趋势，即人们相互贩卖简单真相，转而一同启航去大举探寻超越我们本身的真相，然后彼此扶助着去理解它。我们需要弄清如何利用美妙的社交媒体，去共同构建更宏大、更复杂的真相，而不是用琐碎的真相敲打对方的脑袋。

我不会假装自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走到这一步。这是必需的一步，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停止假装知道答案。不过，请允许我提议从何处开始。我们必须从深层的地方开始，因为这本身是个深层次的问题。

如果我们想共同构建一个渴望复杂真相的社会，那么我们需要把证据拆分开。大家都很熟悉三权分立，在自由社会里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相互独立，只有不同权威机构共同合作我们才能确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真相也一样，我们得拆分证据，确保没有哪种视角——不论是经济、科学、历史、文化、哲学还是心灵视角——都不足以界定真相。只有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互为补充，我们才能共同界定真相。

这些证据有的是正式制度，比如新闻学、学术机构、宗教或维基百科；有的则作为传统或价值观存在。如果这些证据各自坚固且彼此独立，它们都将为我们掌握的真相注入复杂性，以及健康剂量的怀疑。但如果媒体的广告收入决定了记者的报道；如果仕途受科研成果影响的政客可以决定大学研究经费；当我们给价值观打上价格标签，比如用投资移民贩卖公民身份；当我们允许证据过于集中的时候，便制造出一种风险：我们不再相互贩卖简单真相，而是满足于简单真相并开始追求它。

三权分立如果失效会产生什么后果？当权的总统就会变成骑在我们头上的暴君。证据拆分如果失效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们本来持有的观点就会成为骑在我们头上的暴君。如果我们准备从现在开始走出一条新路来，这就是亟待解决的最深刻的问题。我们必须想清楚，要如何拆分证据，要如何为健康的怀疑制造空间，要如何确保真相涵盖大量的复杂性？

好消息在于，拆分证据的办法不难找。一个国家可以在宪法里保障学术自由，一个社群可以信任一份他们众筹支持的当地报纸，我们可以遇到许多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的人并与他们交流，在社会里培育一种健康的怀疑并不难。

困难在于，我们不想这样做。对吧？我们面临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抉择，让真相死亡还是复活？结果我们选择让它当僵尸。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真相已经破碎，但我们仍然对它抱着不放。对此我特别理解，谁不喜欢简单性，谁不喜欢确定性？谁喜欢复杂性，谁喜欢怀疑？我们就是喜欢用简单真相彼此斗来斗去。如果我们选择走这条路，那么老实说社交媒体时代真正的问题不是谎言过于强大，而是我们都满足于孱弱的真相。我们通过抑制谎言来保护孱弱的真相，比如要求脸书保护我们一文不值的“真相”配方。

另外，我们也得诚实面对负面因素。如果我们满足于当前掌握的真相，那么我们就接受了永远生活在对社交媒体的恐惧里。对此我无法接受，大家也不应该且不必接受。那么怎么办呢？就让社交媒体乱象横生，这样才能逼着我们共同去追求更茁壮的真相。

谢谢！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作者TED演讲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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