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运，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牵动着每个回乡人的心。疫情形势严峻，感染人数不断上升，1月23日凌晨2时许，据武汉发布消息，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号通告，1月23日10时起，武汉公交地铁暂停运营，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一时间，口罩抢购脱销，人们纷纷戴上一重防护的面具。如今无法脱去的口罩，对于医务人员来说是日常必备。精神科医生阿布的非虚构作品《实习医生》一书，讲述了在人间最赤裸裸欢生悲死的场域里医生们的体历。

每一位医生，都曾拿手术刀会抖、面对病人得戴口罩掩青涩，也都经历过无数拼了命急救，最后仍得向死神投降的心痛。实习医生奔波于急诊室、内科、外科、烧烫伤中心、儿科、妇产科……这里是人间最赤裸裸欢生悲死的场域，这里充满诚实、关怀、热血、无尽的自我提问与自我期待，那是每位医者莫忘的“初心”。

《实习医生》一书记录了奋斗在一线的医生们的经历。作者阿布，本名刘峻豪，1986年生，长庚大学毕业。曾任林口长庚、台大医院实习医生，现为精神科专科医师。本文摘选了《实习医生》的《面具》一节，作者回忆了21世纪初SARS 风暴来袭时，面对无孔不入的传染病，街上行人纷纷戴上口罩时的医生记忆。

原作者 | 阿布

还没开始接触病人之前，我们就先学会戴上面具。

正式进入实习生活的前几天，密集的职前训练中必然有一堂课是关于传染病防护。这堂课会把穿着崭新白袍、昏昏欲睡的实习医师叫醒，让同学互相帮忙穿上太空装般的隔离衣，戴上口罩；彼此熟悉的脸孔隐没在一身制式盔甲之内，像电影里即将执行任务的航天员或特种部队。负责感染控制的资深督导则列举了肺结核、SARS等疾病，在一旁严肃提醒：以后不管怎么热怎么烦，在接触病人之前，一定要戴上口罩。

我们也学会如何正确穿戴外科无纺布口罩：对好口鼻，上下拉开，绿色无尘的布面刚好遮住大半张脸：四条白色长系带打个结系于后方，走起路来白色带子衣袂飘飘。我们看起来简直像是真正的医生，但其实心里明白，这只是如特务探员潜入敌方基地的伪装，一种在病房之间行走的保护色。

我们需要口罩。

《实习医生》，作者：阿布，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2月版

口罩不只能防止传染病，也如同我们的青铜面具，背后撑起医学威严的大旗，虚张声势，企图遮掩面对张牙舞爪的疾病时，脸上泄露出的惶恐与挫败。值夜班时，往往赶到值班区域还来不及放下背包，病人的各种状况就已紧追而来：“为什么我爸爸还一直在发烧？”“她什么时候才可以下床走路？”“我妈她那么喘要怎么办？”我没一个有确定答案，灰头土脸，连忙拉上口罩掩饰一脸心虚，溜回护理站打电话请求救兵。

曾有忘记戴上口罩的惨痛经历。在教学医院中，新病人住院时通常是实习医师与住院医师负责第一线的病史询问，一方面分担工作量，另一方面也是学习自己面对病人：而这次我刚匆匆踏入病室，还没来得及戴上口罩，就对上了病人家属狐疑的目光。果然，她开口便是：“你那么年轻……会看病吗？”眼神瞅着我上下打量，充满了冷冷的不信任感。

我只能好声好气地安抚，“阿姨，这里是教学医院，先由我来问一些问题，等等会有住院医师过来再看一次。”

“不要！叫你们主治医师过来，我儿子不是给你们这些实习医师当作实验品的。”她丢下这句话，别过头去再也不看我一眼；留下我尴尬地愣在原地，空荡的病房里回荡着她掷落的决绝语声。我身上的全副武装：脖子上的听诊器、装满了口袋书的沉重白袍，以及那副来不及挂上的口罩，这时统统变成了可笑的装饰品。

而随着实习经验的增加，举止渐渐变得老练，我们也学到该把口罩脱掉的时机。

周浩纪录片《急诊》（2013）海报

在小儿科时，几乎每一个小朋友一看到我靠近就哭，绝无例外。明明什么都还没做啊！正当我还摸不着头绪的时候，资深的学姐脱下白袍，除去口罩，露出一张甜甜的笑脸。神奇地，原本土石流般的哭声开始转小：接着学姐蹲下，拿了一张海绵宝宝贴纸送给小朋友，摸摸他的头，玩起“听诊器捉迷藏”的游戏。在小朋友最后终于察觉不对准备要开始大哭以前，已经三两下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必要的身体检查。

无论再怎么伪装，这副绿口罩的面具，在孩子们眼中大概像是从噩梦里偷渡出来的鬼脸吧：面具背后藏着的是狞笑的医生，打针、药丸，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令人不舒服的未知刑具。在大人世界里代表了医疗专业的口罩对他们来说，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机器人般对正发着烧的他们，施以冰冷的惩罚。

然而很多情况下是无法脱去口罩的。高中时，SARS 风暴袭台，街上的行人纷纷戴上了口罩。那时面对无孔不入的传染病，人人自危；不小心喉咙稍痒干咳一声，马上被周遭恶毒的目光万箭穿心，仿佛来自病魔的奸细。即使电视上卫生署官员亲赴火线呼吁，日常生活并不需要用到N95这等高阶口罩；然而黑市 N95口罩价格飘涨反映了不断增温的恐惧，人们也乐于采购那些防毒面具戴在自己脸上，同时也戴在心上。一时之间，人与人的相处纷纷加装了铁窗，每个人都戴上了面具，没有表情，任何不必要的对话与人际关系均为不速之客，非请勿入。

而真正需要用到 N95口罩的，恐怕是在面对那些被关在病房走廊尽头、孤伶伶隔离室里的病人时了。每层楼会留一间隔离病房给那些高传染性疾病的患者：两道门，负压调控，锁妖塔般层层把关，缚住地底镇压着的鬼神，生怕那些肉眼无法看见的妖孽，一个不小心就会从门缝溜出去为害人间。关上房门以后，我们唯一能赖以防身的，就是脸上罩着的那碗状的 N95 口罩：小心啜饮着面前那一钵符咒涤净的无菌空气，满室病菌群魔乱舞中的定风珠。

N95 其实又热又难呼吸，每个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偏偏这次进住的病人背后有个碗大的褥疮，一天三次换药的工作就落到实习医师的身上。进去之前，戴好口罩，如临大敌：里头是个患红斑性狼疮而多重器官衰竭的中年女性，服用大量类固醇，偏偏又得了流感重症，肿胀苍白的躯体瘫软在病床上。长期卧床的结果，造成腰骶部喂养了个碗大的褥疮；我的工作是用棉枝沾优碘与食盐水，伸进去细细清理那个火山口——里头血肉与脓汁交缠，深处隐隐有岩浆流动；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五彩斑斓的细菌名字在伤口的调色盘上，每天调出或深或浅的疾病涂鸦。

武汉凌晨发布离汉通道消息，图片来自新京报“我们”视频。

某一天隔离解除，她被移到普通病房；我戴着普通口罩，如常进去换药，推开门却只闻一股猛烈的恶臭扑鼻而来。一条结满腐败之花的气味小径，揭开层层被黏黄渗液浸透的纱布，路的尽头果然是那褥疮，妖异而斑斓地盛开着。我忍不住皱起眉头，借着口罩的掩饰在底下张嘴大口呼吸，但臭味却如影随形地仿佛能钻入鼻腔，渗进脑髓。

那是死亡的气息吗？血肉之中裂开永不愈合的伤口，褥疮如磨，生命自此一点一滴化为脓血。口罩以内是安全而健康的净土，而口罩以外是瘴疠之气蔓延的蛮荒；我们将自己关在健康的防护罩之内，外界花开花落，看似简单的一小块布所隔开的，其实是两个世界如此巨大的鸿沟。

她在某个我值班的晚上过世了。家属早有心理准备，没有哭喊也没有急救，看着心电图上那条线愈跳愈缓，最后变平。住院医师宣布死亡之后，我留下负责将管路拔掉，伤口阖起。

引流管顺利自体内移除，白稠的脓夹着气味顺势涌出，赶紧以纱布擦去，用带线的弯针穿过皮肤，打结缝合，将之永远封印在体腔里面。背后那曾经每天与之奋战的褥疮实在太大了，无法缝合，只好用纱布填回去盖好。最后一条胶带贴上之后，那臭味的源头，再也、再也不会被打开了。

不知道为什么，比起开刀房里精细的外科手术，我对于这样的缝合工作更为热衷。或许这是一种悼亡的仪式，一种远行前的祝福，以及对家属的抚慰。在移除外来管路与缝合伤口的过程中，象征着挟着科学旗帜的现代医学决定撤军，痛苦与生命一起消失，用最原始的缝补，让眼前的肉身还原回一个完完整整的人。

隔天早上，白板换药的栏位上擦掉了她的床号；同一个病房负责今天换药的实习医师推着换药车，看着白板发呆。

“那床病人昨天过世了。”我正好经过，提醒她。

“哦……是吗？”她看起来若有所思。“或许这样也好吧。”

然后我们又拉起口罩，走出护理站做各自未完成的工作。今天以后，我们会渐渐地忘了她的病情，忘了她的名字。然而气味储存记忆，或许在未来某个病人身上闻到类似的气息，会模模糊糊地想起：“啊，以前实习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全身插满管子，每次换药都要换一个小时的病人；然后，我记得那味道……”

但是她的家属一定不会记得我们吧，只会隐约知道她过世那天，曾经有一个住院医师宣布死亡，一个实习医师留下来拔除管线，将伤口缝合。病人川流而过，对他们来说，脸孔遮盖在口罩底下的医师，穿着白袍，没有表情也没有脸孔；在这场神戏之中，我们只是戴好面具，默默进入自己角色，演出着一出又一出关于生死的剧情。

作者 | 阿布

本文整合 | 董牧孜

编辑 | 徐悦东

导语校对 |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