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在炮声隆隆中敞开了大门，从此，对外开放被迫成为主旋律。当西方事物涌入中国后，国人先是抗拒排斥，后又接受喜爱。对洋人的感情很复杂，经历了蔑视、诋毁、排斥、被动合作、主动合作等几个阶段。总之，西方文明带给中国人的，是一次三千年未有之洗礼。这种洗礼还包括，西方女性对中国人的冲击。

晚清时期，西方女性到中国的少而又少。或是女传教士，或是各种女家眷。中国人真正能近距离接触西方女性的机会微乎其微。这种机会全部留给了出洋的国人，包括出使官员、留学生等。突然进入到西方世界的他们，面对的是各种视觉冲击与心理震撼。西方女人留给他们的印象尤其深刻，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中国男人，原来从未见过这种“味道”的女人。

在见识西方女人方面，阅历最广的一定是驻外大使等官员。因为工作关系，他们会接触到各阶层西方女人，上至皇室女王、宫廷女性，中至富裕的中产女性，下至工薪女性，乃至贫贱的女佣等。他们见识过雍容华贵、感受过端庄优雅，惊讶过风姿绰约……

晚清出访、驻外的清政府官员很多，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观察日记。后人在翻阅这些珍贵史料时，总会对先人感慨不已。同样，他们在初次见到西方女人时，也是各种唏嘘。

晚清同时期的欧洲女性贵族

在所有留洋日记中，大概就属郭嵩焘的日记《使西纪程》最为有名。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1876年开始驻英国。在他驻英国期间，经常往返与英法两国之间，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在他的《伦敦与巴黎日记》中记录了他见到的英国皇室的西方女人：

“惟君主着长衣。余皆露两肩及胸背于外，而结束上衣于两乳垂处，紧约其腰，曳裙委地八九尺。”

花甲年龄的“老男人”郭嵩焘哪见过这种场面，他被这种异域风情彻底惊呆了。袒胸露乳这一幕，足以用“惊艳、刺激”来形容。或许郭嵩焘不知道，中国唐朝早已有类似装扮。

见过西方女人袒胸露乳的不止郭嵩焘一人，他的副手，刘锡鸿在英国议会开幕式上也见到了类似一幕。他在日记《英招私记》中写道：

“（威尔士王妃）戴镂花钻石为额，绣甲，袒露两臂及胸背之半”;而“三公主绿衣姒，四公主碧阿他丽姒，绣甲袒臂”;“宦眷皆袒”。

其实，比郭嵩焘、刘锡鸿早二十年，也有两位中国男人见到了相似的一幕。这个人就是斌椿、张德彝。1866年，他们作为清政府第一批官派考察团成员，赴欧洲游历学习。领队斌椿在巴黎，受到当地官员的款待。斌椿特别注意到，出席的各官员夫人“无不长裾华服，珠宝耀目，皆袒臂及胸”。作为有清一代，第一个出国的官员，斌椿被震撼得外焦里嫩。19岁的张德彝还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年轻男子，这一幕堪称极致诱惑。

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为中国考察团举办了盛大的宫廷舞会，在灯火辉煌的宫殿内，伴随着迷人的音乐，英国众多夫人、小姐，个个“衣红绿杂色，袒肩臂及胸”。斌椿等人再次瞠目结舌。此活动让他们大开眼界，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惊艳女子。可以想见，考察团当晚应该是集体失眠。那个夜晚，血气方刚的张德彝在灯下写日记时，心情也是久久不能平静。

中国女人一贯含蓄内敛，讲究笑不露齿，而西方女人如此裸露开放，带给中国男人的心理冲击非常强烈。不过，也有男人故作淡定，批评西方女人不守礼节。如刘锡鸿，他本身就是个保守派，反对洋务运动，他斥西方女人“凡妇女皆肉袒，不以男子挤拥为嫌”。

年轻的张德彝对西方女人这种行为更是大加鞭挞，他在《欧美环游记》中批评道：“若鬓发超群，裙衫别致，必缓步街游，以供途人顾盼，斯亦诲淫之甚者矣。”在张德彝看来，这些西方女人就是一群淫荡之辈，显然是没有脱离低级趣味之人。

中国男人初入异邦，有新奇、有惊艳、有刺激，也有敬佩。真正令中国男人敬佩的则是西方女人的见识与才华。华美艳丽的装扮、袒胸露乳的诱惑，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而见识与才华才能体现一个人的内涵。这点令中国官员无不啧啧称奇。

长期以来，受男尊女卑封建礼教的影响，中国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根本无法享受到基本教育。或许女人天生就是男人的附庸，女人就该这样活。这就是当时中国男人的三观。西方女人则彻底颠覆了中国男人的三观，女人也能顶半边天。

曾激烈批评西方女人淫荡的张德彝曾八次出国，见识异常丰富。他在《出使英俄记》、《五述奇》中曾有详细记录：

“男有男师，女有女师。一切循规蹈矩，法律严明。凡生子女皆报官。乡官岁核户册，已届五岁者即令入塾，故英国男女无一不识字者，虽车夫匠役，每于工作暇时，鲜有不阅新闻纸而广闻见者。”

“布邦定例，民间幼孩，不论男女，自五岁起至十四岁止，入学读书”，“西人男女皆须学琴，故亦有琴师。其教法，按时刻论，每一点钟由六十芬呢至一二十马克。”

前者是说的是英国女性，后者写的是德国女性。两者描述的都是一个事实，欧洲女性从小接受教育，识字读书，课程多样，男女平等。

西方女性接受的教育不仅仅是基本的文化学习，还包括学琴、绘画、外语。尤其是外语，西方女性让张德彝惊掉了下巴。

“无论官民，罕有不知他国一二种语言者” ，“泰西各国，语言数种;凡国君文武及庶民男妇，皆以善谈三四国语言为能”。

张德彝在《航海述奇》、《出使英俄记》、《欧美环游记》日记中列举了很多西方女性会多国外语的例子。

“（瑞典）王后与公主、王弟妃三人，皆能英法语”，“俄国王妹高荑蒂“二八绝代姝也，能英法言。坐谈数语，妙绪环生”，“高恩者，合众国包斯顿人也。侨居法京，生有三女一子，大女名蕙丽，次女莉宜，三女蕃腻，子名卓智，不独艳美，兼且聪敏，各人皆通四五国语言”，“年八岁，举止庄雅，出言温和，能英、法、德、俄四国语，能诵能书”。

西方女性的装扮让中国人鄙视，才华让中国人佩服，而她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让中国人惭愧。这点体会最深的是郭嵩焘。

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郭嵩焘遇到了两个通晓中华文化的英国女性，一位是嘎尔得尔夫人，一位是哈尔得夫人。

“嘎尔得尔，女士之以学问名者，每茶会，邀集知名士谈学问。兼通中国文理，尝言及见中国《大清律例》，义深词美，叹为尽善。”

哈尔得夫人甚至和郭嵩焘当面谈起了儒家、道家思想，一副完全不知道“班门弄斧”的节奏。

哈尔得夫人说，“孟子之功不在孔子下，其言善启发人，然孔孟立言旨趣亦微有不同处。孔子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直须寻个实落所在。非有实落，他便不说。孟子止管发明他的道理，尽许腾空说去。”

一个遥远的英国女性竟然对孔孟思想有如此高深的见解，令郭嵩焘啧啧称奇，吃惊不小，甚至感到非常羞愧。

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女性并不在少数，在众多出国官员、留学生的日记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相信他们每个人在面对这样的西方女性时，都会想起还在裹着小脚的中国女性。两相对比，那种心情一定是五味杂陈的。

或许他们也应该反思、自责，在以男权思想主导的中国，为何将中国女性毒害成这个样子？为何不早日打开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