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们商丘陆续涌现了李学生、刘佑全、任长霞、张环礼等英模人物，近期又涌现出：黄伟、李东亮等曾层出不穷的商丘好人、道德模范，2019年我们商丘又承办了全国的中国好人命名大会，各种报道显示，商丘好人已成为商丘的一张大名片。这一现象让我这个喜欢探索精神世界的爱好者提出这样的疑惑：不是大家还在为大街上一位老人倒了，是扶还是不扶进行着道德上的争论吗?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真的还有这么多的好人吗?我是个搞摄影的，我决定拿起相机，去进行一次人性深层的探索，我的题目是：那些所谓的“好人”是真的吗?这些好人有多“好”?在以金钱计算人生价值的当今世界他们为什么还有精力当“好人”?带着这些目的，我扛起相机只身一一拜访了六十多位商丘好人，这中间竟然有十来位有象李学生一样”在水火无情的危难关头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的英雄”;有七八位在象孤儿院、养老院这样再平凡不过的工作中奉献了整个青春的好人;有在艰苦的生活中捡到巨款而不昧的穷好人;有发家致富不忘贫穷父老的企业家;有坚贞不渝勇敢顶起整个穷家一片天的好媳妇;有身患绝症坚持岗位的老教师.......竟然有好多次我这个抱着挑剔眼光的“探索者”不得不含着眼泪给他们拍照片，他们让我五体投地的佩服，他们使我获得了当年鲁迅先生在看到那位车夫时的感觉：“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我在考虑我用什么样的摄影语言才能道尽我此时的感受，有好多次我不得不单膝下跪，用一个个仰视镜头去拍摄这些并不见得高大的身躯，但当这些照片拍完拿到好人广场去展出了，却越来越觉自己摄影语言的孤陋，每每留下深深地意犹未尽的缺憾。

我不是个擅长笔墨的文人，本想以这篇文章写一写在拍摄过程中的故事和所受教育，但我“不忘初衷”，想用我仅有的文字回答我探讨的那几个问题：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好?他们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由社会深层涌出的对于英雄和好人的呼唤会在我们商丘而不是其他地方，这么突出的表现出来，而愈演愈烈，甚至成为了我们在全国的一个品牌?这当然该归功于我们的市委、市政府在适时和大力地顺应和引导了这股正能量，那么此外是否还有更深的因素?——它使我想到了文化问题。

商丘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内涵的城市，我们有令世人瞩目的火文化、商文化，古城文化、木兰文化、老庄文化等等，但我们为他们的事迹而骄傲的时候恰恰忽略了在燧人氏身上那种为了人类的进步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我们忽略了神话传说中的閼伯那种为了更多人能享受光明与温暖，在保留火种这种看似平凡的工作中，折射出的忘我工作的高尚情操;我们忽略了在这座古老的城楼上，张巡这位为了使更多的同胞免受战争涂炭而焕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花木兰这一巾帼英雄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她的精忠报国的大无畏的爱国情怀外还有在这块土地上永远飘扬的至高无上的忠、孝、悌的儒家思想。甚至在我们商丘还有着那个被认为是战争史上最蠢的军事家宋襄公，在宁可战争失败也不愿失掉仁义之师名节的极端的例子，同时，他还是一个严遵父命和孝道的仁义之士，在美丽的睢县城湖中，至今还魏然挺立着宋襄公的望母台。试想一下：如果在那个时代有一个评比当代好人的活动，他们不正是我们当今的“好人”和道德模范吗?

最近，商丘市刘楼村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贞洁牌坊重见天日，牌坊是公元1836年，距今已近200余年的清道光十六年，为表彰一位邓氏的妇女建立的。邓氏十八九岁时其夫王存心战死。邓氏此后一直留在夫家照顾公婆，十分孝顺，其事迹得到朝廷的表彰。另据考古人士说，在我们商丘的历史上，几乎每个县、区，各个时期都有众多的贞节牌坊的记载，这足以说明在这块土地上仁、义、礼、智、信、贞洁文化、孝道文化等儒家思想，和当今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高尚情操还有我们现在崇尚的好人精神，是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蕴藏在这块土地上的。而我们现在心中的好人精神正是那千百年来沉淀于豫东平原这片土地上的一种亘古未变的集体潜意识。

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在谈到集体潜意识时甚至认为：它不是个体后天习得，而是先天遗传的;它不是被意识遗忘的部分，而是个体始终意识不到的东西。集体潜意识的内容是由全部本能和它相联系的原型所组成，本能与原型相互依存，本能是原型的基础，原型则是本能内身的潜意识意象。由于人类遗传下来的原型就不需要借助经验的帮助即可使个人的行动在类似的情境下与他的祖先的行动相似......。这些理论好像一下为我找到了商丘好人喷涌现象的答案。

通过对于商丘好人广场上现在展出的那些好人的拍摄，我象所有的采访者一样都要问一下他们在做出那些好人事迹时是怎样想的。不管是那些只身顶起一个穷家的好媳妇，还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冲向火海和冰冷的河水中去救人的好人，他们的回答几乎出奇的一致：没有多想，只是觉得应该去做，换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没有考虑到任何的汇报，做到了绝对无私的奉献，他们把帮助别人和为别人解除危难当做天经地义，他们把见死不救看作是罪不可赦。当灾难降临到自己家里时她们不是临阵脱逃，抛弃自己的婆婆、公公、丈夫孩子，去寻求自己的“幸福”，而是勇敢的顶起塌下来的天，把一切当做自己的宿命。我感悟到，如果不是我们当今时代对于好人精神的呼唤，我们今天的好人或许仍然会默默无闻的沉寂于社会的潜意识中。我突然对“文化”二字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波澜不惊的人间世事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文化命脉吗?商丘好人为什么会成为全国的名片?因为我们这里有着千年、万年的好人文化，这文化是儒释道的融合，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融合，是乐于奉献、天下为公的融合，什么才是商丘文化?这才是我们商丘所有文化中都贯穿着的大文化!好人文化，这才是我们商丘人祖辈都一直在光大着的大文化。他在我们的血脉中，它一直沉寂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

一个李学生改变了整个社会对于河南人形象的认识，几百个好人和道德模范，在全国人面前展现了商丘人的好形象，如果说商丘好人是商丘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商丘人好”将会给商丘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怎样的作用?

商丘人争做好人的现象充分说明了我们的时代已经从那个“老人倒了要不要扶?”和那个八十年代潘晓曾经提出过的“人活着究竟是为了谁”的迷茫时代到了呼唤英雄和好人的时代。我们商丘的文化人和历史学家们应该责无旁贷的把商丘好人现象变成对好人文化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打造好人文化才是推动我们商丘发展的大文化，这一文化的深入和光大才是将商丘的精神文明建设转化为推动商丘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最有效的动力。（文/刘正义 商丘学院 马天飞/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