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 图片来源网络

陈洋

距离日产汽车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出逃已经一周多的时间了。

去年12月31日，成功从日本出逃、重获自由的戈恩立刻发表声明称自己身在黎巴嫩，出逃是因为受到日本方面的政治迫害，并表示要在1月8日举行记者会，以揭露日本政府及日本司法对其进行的不正当精神折磨等。此后，日本国内外媒体纷纷猜测戈恩是如何在严密监控下成功出逃的，从戈恩藏在乐队的大提琴箱子到日本政府高官有意放水，再到美国退役特种兵的暗中协助等，一时间扑朔迷离、真假难辨，戈恩的出逃过程似乎成了一部好莱坞大片。不过，作为事件主角的戈恩却从未对这些猜测进行回应。

由于戈恩出逃的时间恰逢日本新年假期，所以日本政府直到1月5日才进行回应。据《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法务大臣森雅子5日就戈恩出逃进行表态，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就该问题进行正式表态。森雅子在当天的记者会上称，已经撤销了戈恩的保释，并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她还表示，戈恩“通过不正当手段非法离境，非常令人遗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戈恩“以不正当的形式离开日本。感到极为遗憾。”同日，亲手拘捕戈恩的东京地方检察厅的相关负责人也发表声明称，戈恩的逃跑“是对日本司法体制的极端无视，是相当于犯罪的行为。”

自戈恩“神秘”逃跑至今，日本国内外舆论一直保持高度关注。由于和黎巴嫩之间没有引渡协议，所以日本很难通过黎巴嫩政府将戈恩捉拿归案，至于戈恩最终的命运如何，或许需要漫长的等待。

是非戈恩

1954年3月9日，黎巴嫩裔的戈恩在巴西出生，父亲是一名黎巴嫩商人，母亲则是法国人。1960年，戈恩和母亲、姐姐移居法国巴黎。1972年，戈恩进入法国国立高等综合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学，后考入法国国立巴黎高等矿物学院深造。1978年，戈恩进入米其林轮胎公司工作，并被派往巴西负责南美洲地区的具体经营工作。在巴西，戈恩用了18年的时间盘活了负债累累的米其林巴西分公司，而且还将其打造成米其林集团盈利能力最强的分公司。

此后，戈恩又拯救了成立于1898年的法国雷诺公司。1945年二战结束后，雷诺公司被法国政府收归国有，但由于长期的官办性质让雷诺的产品竞争力弱、市场份额低。1997年雷诺遭遇破产危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戈恩进入雷诺公司担任副总裁，负责企业内的采购、生产和研发。任职期间，戈恩通过削减开支、关闭出现巨额亏算的工厂等方式，使得雷诺公司迅速起死回生。由此使得“成本杀手”戈恩的名字被大众所熟知。

不过，真正把戈恩推向神坛的，还是其担任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期间。

“日产”即日本的国产汽车，这家成立于1933年的汽车公司对日本人来说则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是“日本人的骄傲”。在二战期间，日产是日本军方最大的军用汽车供应商。1952年，日产与英国的奥斯汀公司展开技术合作，不仅开发出“DASUN”210型轿车，而且还在1959年开发出了名声大造的蓝鸟1000和蓝鸟5000两款车型。上世纪70年代，连续两次石油危机导致高油耗的美国汽车在市场上遇冷，价格低廉且省油的日本汽车随之崛起，日产此前就默默耕耘海外市场，由此跃升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商，业务范围覆盖五大洲，风头一时无两。

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产在企业发展战略和技术研发方面的错误，使得这个曾经无限风光的汽车公司很快就被丰田、本田、铃木等超越。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日产在日本国内销售的46款车型中只有3款盈利，公司连续7年亏损，负债近200亿美元。尽管日本政府也曾给予日产850亿日元的贷款，希望能助其走出困境，但依然只是杯水车薪。最终，在日法两国政府的共同推动下，雷诺和日产达成协议，雷诺以54亿美元收购日产36.8%的股份，成为日产汽车公司最大的股东，组建了雷诺-日产联盟。当时还在雷诺任职，且先后成功拯救两家濒临破产企业的戈恩，自然就成了奔赴日产进行重组改革的当之无愧的人选。

2000年，戈恩成为日产汽车公司董事长，次年兼任首席执行官。与前两次的拯救手法类似，戈恩上任后大幅削减日产汽车的经营成本。日产当时各种零件材料供应商加起来约有一千余家，采购成本高达汽车制造厂60%的成本。戈恩从价格、质量、物流等多方面进行比较，最终将供应商数量削减至600家。此外，日产当时的全球员工数量将近15万人，而戈恩上任后先后裁掉2.1万个工作岗位。就这样，仅用了两年时间，日产汽车在戈恩的带领下扭亏为盈，成为当时汽车领域的一个奇迹。

成功拯救日产，不仅令戈恩成为世界商界领袖，也使得其获得日本社会的广泛尊敬。普通日本民众将戈恩视作“英雄”“偶像”，戈恩的《一个成本杀手的管理自白》成为畅销书，2004年，戈恩获得明仁天皇授予的蓝绶褒章。可以说，戈恩走上了人生的最高峰。

人生辉煌时刻有时可能很短暂。2018年，戈恩突然被指控存在财务不当行为，除了偷税漏税外，还涉嫌非法挪用巨额公款。2018年11月19日，当乘坐私人飞机的戈恩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后不久，便被早已等候多时的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拘捕。尽管戈恩所努力经营的汽车帝国仍在，但他个人的一切辉煌则就此定格——从大众偶像成为犯罪嫌疑人。

日本司法因戈恩蒙羞

此次戈恩的成功出逃，对日本司法体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方面，日本的安保能力受到质疑。作为重要嫌犯的戈恩获得保释后，其个人行动受到严密限制，而即便如此，戈恩依然能逃之夭夭，这不得不令人质疑日本的安保能力，是否能够充分维护奥运会期间的安全。

另一方面，嫌犯的保释将会变得更难。戈恩的律师团成员、日本律师弘中惇一郎在去年12月3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戈恩的出逃是对日本司法制度的背叛。然而，在笔者看来，戈恩的出逃也是在日外籍被告对日本律师信任的背叛。诚然，作为在日外国籍被告的戈恩成功从日本司法体系中逃离出来，但这也将导致今后在日外国籍被告想要获得保释恐怕会变得更难，因为戈恩的出逃伤及了被告人与日本司法制度、被告人与日本律师之间的信任。

当然，相较于安保问题或保释问题，戈恩的成功出逃也掀开了日本司法体制的弊病。自2018年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拘捕戈恩到去年年底戈恩出逃，日本司法体制也一直饱受欧美舆论的批评，首当其冲的就是“人质司法”。

所谓“人质司法”是指，通过长期限制人身自由迫使嫌疑人坦白的调查方法。在日本，检方有权决定嫌疑人能否与律师见面，以及是否让律师参与检方审问嫌疑人的过程。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所着手的案件中，如果嫌疑人否认，那么拘留时间将会呈现长期化。实际上，戈恩并不是第一个遭遇“人质司法”的嫌疑犯，在他之前，曾因涉嫌受贿被捕和起诉的日本前众议院议员铃木宗男被拘长达437天。

多年来，日本人权团体、律师和法律学者一直批评日本刑事司法体系有罪率高达99.9%，并指责日本检察官的权力过大，依靠长期的拘留审问，过分依赖“认罪供词”。《华尔街日报》在1月3日的社论中就批评日本的“人质司法”，“现年65岁的戈恩在不能会见律师、不能查看自己业务记录的背景下被拘捕数周。最初，戈恩没有任何罪状，日本检方强迫其坦白自首，而戈恩则主张无罪。经历了数月的拘留后，戈恩好不容易获得保释，但又不允许与家人见面。司法审判预计将在今年启动，而日本刑事判决的有罪概率超过99%。”《纽约时报》称，“戈恩一案，显示出日本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在追查犯罪以及处理嫌疑人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法国《解放报》则指出，“在世界范围内，长期拘留必将招致人权团体的批评。在日本，为了防止那些拒不认罪的被告逃跑，长期拘留是惯例。”法国《费加罗报》则认为，“人质司法有时可能会适得其反，对案件的处理未必是好事。”

因此，与其说戈恩的出逃是看守人员的疏忽，倒不如说是日本“人质司法”下导致的必然结果。接下来，日本是否会对“人质司法”进行反思、是否会对嫌犯的拘留时间、检方的权力进行限制，无疑是日本司法的一块试金石。

最后，围绕戈恩一案，日本法院原计划在4月开庭审理。如今，戈恩的逃跑也给日本政府留下了一个难题，因为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除部分轻微犯罪外，被告不出庭则不能开庭。换句话说，戈恩如果不回日本，日方就无法对其进行审判，所谓“追责”恐怕也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戈恩事件最终将如何收场，至少目前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作者系媒体人、青年日本问题学者)

责编：高恒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