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刑罚中，除了死刑、监禁之外，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刑罚，叫做流放。在《水浒传》中，这种刑罚实在是太常见了。宋江杀了阎婆惜，被刺配流放；林冲被人陷害，也是刺配流放；即便是打虎好汉武松，也在上山之前被流放。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可见，在那时候，流放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处罚。

一般来说，流放是将犯人发配到苦寒之地，犯人要同时忍受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这种刑罚的实施十分广泛，从普通百姓，到官员都有可能获罪之后被流放。其中有男性囚犯，也有不少女性囚犯。如果没有上下打点，和可靠的人照顾，流放的人员过的是生不如死的日子。

比如在唐朝中后期，有些官员或者是自己触犯刑法，或者是因得罪权贵而被发配流放，他们远离家乡，到那苦寒之地，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流放的官员日子有多苦呢？我们常说，家徒四壁，这应该是一个人最穷的样子了吧，家里除出了四面墙，啥都没有。

可是这些被流放的人只会更惨，他们住的地方，连墙都没有，可能只是随便找东西搭的一个棚子。睡哪里呢？就睡在他们唯一的财产--席子上。等到人不堪恶劣的环境，一命呜呼了，子孙就会拿席子一卷，完事儿。当然，子孙也会哭一哭，但是并不敢放声大哭。并不是荒郊野外还有人监视，不允许大哭，而是因为哭也需要消耗体力啊，他们没得吃，哪里敢随便消耗体力？更何况，即便再孝顺，体能跟不上这也是没办法的。

唐朝时期，流放岭南的官员很多，我们从古诗中都读到过不少。这些官员一旦被流放，大都难逃死于他乡的噩运了。环境恶劣，中原人士难以忍受。连饭都吃不饱，长期下来难免体质变差。一旦生病了，哪里还有钱请医生来看病？只好等死。

唐朝诗人刘禹锡就是流放官员的一个代表。他很不幸运，成为官场当中一方打击另外一方的牺牲品，只因为酒后失言，吐槽了几句，就被有心之人拿去做文章，获了个流放的罪刑。他这一走，就是二十三年。历朝历代都有大赦天下的，有的人可能还在去发配地区的路上就被赦免回去了，可是刘禹锡没那么幸运，他是流放期满，朝廷不准他回去，还要继续流放。这样一折腾，就是二十三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说他旷达、心胸宽广的，我想这样的说法，可能是并不了解刘禹锡的真实经历吧。

当然，也有真正心胸宽广，对眼前窘境没什么想法的。比如苏轼就是这样一位大神。苏轼最窘迫的那几年，过得还算是比较潇洒，还留下了不少大作留给我们今天抒情。这主要是得益于他有很多挚友，在那段时期给他无私的帮助。那段时期，苏轼的活法就一个字--蹭。如果不是好友时常给他捎点东西，如果不是他到处有知己，只怕早已经不知埋骨在何处了。

流放的日子确实是艰苦异常，尤其是习惯了中原地区风调雨顺、气候宜人的人，来到岭南、宁古塔等处，只怕是难以承受其痛楚。男人身体强健，尚且不堪这种苦楚，更何况是女人呢？古时候也有很多被流放的女人，有的是因为自己犯罪，而有的是因为无辜被家人牵连，或者是只是哪个官员家中的奴才，因主人获罪，自己一并被打包处理。

古时候交通不发达，被判处流放的人要去发配地区，没别的办法，就是步行。而负责押送他们的官差也只好步行。这一趟差，多则两年，少则几个月，谁愿意离开家里这么长时间，去那艰险环境走一遭？谁家里没有老小要照顾？因此，得到这项差事的官差，都将这项差事称为苦差。不过，有一种例外，是他们争着抢着愿意去押送的，那就是犯人如果是女性，那他们就很乐意了。

古时候，女性最注重名节。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这个意思了。而一旦成为了女囚，那就没什么名节可言了。在有的朝代中，女性犯了一些罪行，需要当堂打板子的时候，法律规定是要脱了裤子直接打的。同时还会有很多人围观，看热闹的人常常挤得站不下。

试想，那个时候的女性，就连手脚漏出来被别人看到都要羞愧至死，何况是女囚这样的待遇呢？因此，一般这样的一套动作下来，如果这个女囚没有自杀寻死的话，那基本上按照当时的观念评价，就已经算不得是个女人了。

如此，看守牢房的人也好，还有那些押送的官差，都很可能会对这名女囚实施侵犯。因为她已经如此了，还谈什么名节呢？侵犯她，在当时的观念评价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事。有一位官媒曾经直接说过这样的话，到了大狱，成为女囚，就不要说名节这种话了。

除此之外，女囚在流放的路上，还很可能会被要求实施一些卖奸之类的事情，押送的人好从中谋利。一位女性，很可能只是一位无辜的女性，却要忍受这样的屈辱，实在是令人发指。

而那时候，女囚犯常常是官差争着押送的。可见人性之丑陋，令人作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