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习水到陕西略阳，再到浙江永康，频发的性侵事件背后，人们开始越发不满1997年写入刑法典的那条罪名——嫖宿幼女罪。律师表示判断一个罪名是否有震慑力，要看的是大多数普通案子怎么处理，而不是极端个案怎么处理。一两个极端例子判不了极刑，不意味着这个罪名对幼女保护不力。

2012年5月底盛产五金工匠的浙江永康，包括市人大代表和企业主在内的几名嫌疑人，卷入了一场对在校女生的性侵事件。有限的公开信息中，受害人是否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目前尚不得而知。

嫖宿幼女罪减少死刑

在刑法中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最高可判死刑，如果和幼女之间存在自愿性交易，往往会被认定为嫖宿幼女罪，最高刑期是十五年。涉案的官员和商人，是否会以“嫖宿幼女罪”被追诉？在他们看来如果以此罪起诉，意味着这伙罪该万死的禽兽不仅可以逃过一死，最多也只面临15年的牢狱。

浙江永康涉案的官员和商人因以嫖宿幼女罪起诉逃过一死，于是该罪留下了“恶法”的骂名。“嫖宿幼女”首次被提及，是在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这一罪名独立出来，以单行刑法的形式被法律规制。嫖宿幼女罪立法初衷是严惩嫖幼，5年的起步刑要比强奸罪重，取消该罪未必能提高法律的震慑力。公众与其说是出于对刑罚过轻的焦虑，不如说是对执法不严

1997年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中。嫖宿幼女的行为，“极大地损害幼女的身心健康和正常发育”，增设罪名是为了“严厉打击嫖宿幼女的行为”。

刑罚重不重，不能光看纸面。司法实践中99%的嫖宿幼女罪判得比强奸罪重。虽然《刑法》规定强奸罪的“顶格刑”是死刑，但一般只适用于3次以上并伴随暴力的极恶劣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强奸1次、仅涉及1名幼女的普通强奸，多数刑期只有3～5年。冠杰律师表示而嫖宿幼女罪的起步刑就是5年。在贵州习水案中有3人获刑7年，有人判到10年，也有人判到14年。一般嫖宿幼女的刑期，大多在5～7年之间。”考虑到嫖宿幼女罪一般属于“非暴力犯罪”，“道德因素在量刑中已经体现得很重了。”

嫖宿幼女罪减少死刑

针对15年“顶格刑”不够高的质疑，一般公众并不了解，判定某种罪在立法者眼里“性质严不严重”，主要看的是“起步刑”。而“最高刑”，则更多考虑的是“是否使用了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嫖宿幼女罪“起步高而顶格低”。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严重的“嫖宿幼女案”，引来了千夫所指，引起了舆论和社会各界的强烈憎恨。人们进而认为这些恶性案件的发生，罪魁祸首是“嫖宿幼女罪”的存在：它“引起”侵害幼女性权利的案件大大增加；“提醒”了犯罪分子将“幼女”拉入卖淫团伙当中。因为新刑法中的嫖宿幼女罪，量刑上没有死刑。导致因了法律以是否存在性交易作为区分强奸和嫖宿幼女的标准，把本该定为强奸罪的定为嫖宿幼女，使得一些犯罪分子逃脱了应有的制裁。时至今日，该罪成为了舆论口中的“恶法”，留下了“为权贵强奸下一代专设的免死通道”的骂名，这种结果是立法机关始料不及的。

公众的焦虑因一个法条而起，嫖宿幼女的犯罪构成条件其实十分严格：要求在卖淫场所，必须有嫖宿行为，即给付一定的金钱、物质利益作为交换条件，换取幼女和行为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还有，必须是幼女自愿与嫖客发生性关系，以换取金钱或者其他物质利益。擅自将两罪混淆，已经不是立法技术的问题，而是枉法裁判的问题。

冠杰律师表示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刑法作为基本大法，需要保持稳定，不能轻易受社会情绪左右。嫖宿幼女是客观存在，《刑法》将嫖宿幼女设为单独罪名并无不妥，如何保证该罪与其他罪名不至于因人为操作而混淆，让重罪者得到不应有的“重判”，这才是理性的和最重要的。嫖宿幼女罪绝非“恶法”，只有在执法层面上更加严格，才能避免涉案者利用法律钻了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