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张宏杰著　重庆出版社

公元1368年，四十岁的朱元璋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后，在应天府称帝，他也成为中国史上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帝王”。朱元璋的成功与失败都离不开“中国”这一文化土壤。本书将朱元璋放入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做了细致的剖析，力图为读者呈现一个多维度的朱元璋。

战国后期，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精耕细作。汉代的亩产量，据学者宁可计算，就已达到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斤。这个在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产量却让世界上其他地区追了一千多年也没追上，以英国为例，直到十二三世纪时，他们的亩产才达到九十七斤。按理说，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

但是，有三个因素剥夺了他们舒适生活的权利。第一个因素是人口压力。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西欧在从公元2年到工业革命前的1700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零六五，而中国在公元2年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约为百分之零点一一，高出西欧近一倍。中国古代人口增减循环周期之频，增长梯级之多之高，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中国土地虽然辽阔，但人口密度一直远远大于欧洲。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均耕地占有面积，在北宋以前大体上维持在十亩左右。北宋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十亩以下，到19世纪下半叶，人均耕地面积更剧减到不足三亩。而到十三世纪，英国农民平均耕地较少的时期，一个农民的可耕地还有十八亩以上。

几千年来，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亩闲田，人们马上会生出一个孩子来占据它。填满这张嘴，同时再生出尽可能多的嘴，这个简单的目标吸引了中国人过多的注意力，使他们无力顾及人的其他需求。所以，虽然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虽然中国农民一直是那样坚忍勤劳，可是广大的中国底层人民一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永无解脱之日。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没出过半个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十九岁的朱元璋攻下集庆（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声名已显，霸业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头。他隐约记得父亲说过，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几天，才发现朱家巷是离南京城四十里的一个小村。此时村中还生活着几家穷困潦倒的朱姓后代，听说攻占此地的红巾军大元帅居然是他们的远支本家，大喜过望，一起来到南京城内拜见。朱元璋十分兴奋，与他们亲亲热热地“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大家坐在一处，一起回忆老朱家的历史。据老人们说，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苏沛县人，算来还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不知何时，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大家穷尽所有记忆，仅能上溯五辈。第一辈叫朱仲八。从这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判断，这个能回忆起来的“开基祖”已经沦为赤贫，以至于连起名字的精力和能力都没有。和他老人家一样，以下数代人的名字无一例外，都是用数字代替的。所以排到朱元璋时，他的小名叫“重八。”

从仲八到元璋，六代之间，平均每人有三个儿子。按这个数字计算，一百多年间，朱家家谱上这一支的朱姓男人已经由仲八一人积累到二百四十三人。这二百四十三人中的绝大多数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终生赤贫。从朱氏一族的例子可以看出，传统时代底层中国人的生育激情何其惊人。

正是人口压力，导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难，不停搬家。朱元璋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他们这一支离开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为南京附近的几亩薄田养不活日渐长大的几个儿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苏盱眙，其时元灭宋战争过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颇多。辛苦置下的几亩地养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两个儿子就不得不变卖家业，各自寻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谋生。朱五四八岁就随父亲从南京逃到江苏盱眙，娶妻生子后又搬到安徽五河，随即搬到灵璧，不几年迁到安徽虹县，五十岁上又搬到钟离东乡，这一次他住的时候最长，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并在这里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岁那年，再迁到西乡，过了一年，又迁至太平乡孤庄村（今安徽凤阳县治西南约十里处的二十营）。总计他六十四岁的一生，凡七次迁移。在每一地，最长不过十年。并不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喜欢浪荡，实在是因为以江淮大地之辽阔，却难以找到能养活他这至卑至贱的一户草民的几亩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