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0年1月17日，王文涛（中）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回访他治愈的包虫病患者。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高原巍峨，冰山雪峰层峦叠嶂，屹立在湛蓝的天边，神圣、洁白，望不到尽头。”这是我2006年初次跟随医院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巡回义诊时看到雪域高原的第一印象。那里如此纯净，如此美丽。

　　但雪山之下，不少藏族百姓却深受着包虫病的困扰。当时，包虫病高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广大农牧民收入普遍较低、健康防病意识薄弱。罹患包虫病的农牧民就医时很多已处于晚期，肝脏被严重侵蚀。当地群众谈病色变，认为它是“不治之症”。病例中经常有全家患病的情况，许多农牧民更是在得知自己患病后便放弃治疗。

　　当时我就暗下决心，作为一名肝脏外科医生，一定要为这些善良淳朴的藏民做些事情，想办法帮助他们从肝包虫病的折磨中解脱出来。

　　把先进的医疗技术下沉到流行病高发区

　　当地大部分患者是泡型包虫病，手术是主要的治疗手段，特别是到了晚期，只能通过肝移植手术才能救命，而传统肝移植手术费用至少50万元，术后也需终身服用昂贵的抗排斥药物，对于这些本已贫困的家庭来说是一个不现实的治疗方案。

　　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很多包虫病患者到了晚期，虽然大部分肝脏被严重侵蚀，但仍有少部分结构正常的肝脏可以利用。我们突破了多个技术瓶颈，探索出了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手术。2014年，我们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成功地完成了四川省首例晚期泡型包虫病的自体肝移植手术，当时我和5个科室的十几位医生经过18个小时才顺利完成这台手术。

　　手术成功之后，我反复思考，怎样才能把先进的医疗技术下沉到流行病高发区，切实为藏区老百姓解除疾病困扰。甘孜当时的医院只能做简单的囊性包虫病手术，稍微复杂一些的泡型包虫病根本无法处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决心深入藏区开展医疗帮扶工作。我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进行查房、讲课、制定临床规范、现场示教手术，手把手为当地医院培养专业人才。我们还通过远程会诊平台和5G查房设备，为每一位患者的治疗把关。

　　在海拔2800米的手术室为泽仁解除病痛

　　2016年，我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的远程网络会诊平台会诊了一名叫泽仁的藏族女患者，家中五口人已有3人患肝包虫病，父亲与妹妹都因肝包虫病去世。当时，她的病已到了晚期，没有经济条件到成都就诊。

　　经过多次远程会诊和预案演练，我们决定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为这位患者开展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手术。当天早晨6点我们便从成都出发，中午1点赶到医院后立即投入手术，经过连续15个小时的奋战，手术于第二日凌晨结束。

　　整个手术过程充满挑战，最大的困难是身体的不适应。海拔2800米的手术室内闷热狭小，戴上口罩后我更加感到胸闷、头晕，只能和患者一样戴上长长的氧气管，一边吸氧一边完成手术。

　　一个月后，当泽仁抱着她2岁的女儿站在我面前，向我们鞠躬致谢献上哈达时，作为医生的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这也让州里的广大医务人员感到异常振奋，他们奔走相告，因为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手术。当初我选择把这样复杂的手术安排到设备条件相对简陋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除了考虑到患者经济困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让当地医生共同参与、见证这样复杂的手术，增强他们学习复杂肝胆外科技术的信心。

　　无数次走过318国道，无数次把天险踩在脚下

　　对于解决包虫病来说，手术治疗只是治标，预防才是治本。我们和当地医疗团队每年深入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多个县、乡，走进学校和群众家中，以短视频、藏语歌曲等形式宣传防病知识。

　　有一次，我和州医院医疗队在石渠县色须镇进行包虫病宣传和随访，近千名农牧民顶着高原炙热的太阳席地而坐，我为他们进行包虫病防治知识宣讲和手卫生知识示范。就在宣讲即将结束时，大院外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鸣声，原来是泽仁和她爱人得知华西医疗队到了色须镇，一大早从100多公里外赶了过来，就为了给我们献哈达。

　　群众中还走出几个牧民，也加入了献哈达的队伍，他们都是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做过手术的患者。这些淳朴的农牧民有的是骑马几十公里赶到会场，有的是昨天就坐车到了镇上，在这里等着我们。

　　看着热情淳朴的农牧民群众，我虽听不懂他们的话语，但能感受到他们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心里无比自豪。回成都的路上，这一场景始终浮现在我脑海中，更坚定了我为农牧民群众解除病痛的信心和决心。

　　以前去甘孜藏族自治州，我无数次走过318国道，也无数次把天险二郎山踩在脚下。6个半小时的路程，坎坷又艰难。做完手术后，为了能赶上第二天的门诊和手术，我经常要连夜赶回成都。现在，得益于国家对边远地区的建设，成都到甘孜通了高速，3个小时即可到达。车程短了，我和当地农牧民群众的“心距离”也更近了。

　　（作者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外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