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40个美国进步团体在上周给拜登和国会议员写了一封公开信，避免在美中关系中采取敌对态度，优先考虑多边主义、外交、合作来解决问题，尤其是与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信中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气候变化是一场全球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虽然我们对美国和中国作出的共同努力和承诺感到鼓舞，但是我们对日益加剧的冷战思维深感担忧，这正在推动美国对华接触的方式，一种敌对姿态正在对继续的气候合作构成威胁。

我们呼吁拜登政府和所有国会议员，避免在中美关系中采取主要的敌对态度，而是优先考虑多边主义、外交与合作，来解决气候危机。

在美国国会与白宫，不断升级的两党反华言论，损害了美国在外交和政治上所需要的大胆且合作的关系。这也助长了美国种族主义、右翼煽动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为美国增加军费铺路，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美国人民的福祉。

就像大流行病和很多我们最紧迫的危机一样，气候变化没有民族主义的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危机，需要建立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全球经济，美国和中国必须从竞争转向合作。

美国比中国富裕，是历史上最大的碳排放国，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量占总量的四分之一。中国的排放量只有美国的一半，中国人均碳排放不到美国的一半。每一个国家应对全球危机所采取的步骤应该与历史责任和财富相称。换句话说，美国可以，也必须比中国做得更多。这样才能够实现把全球气温增幅控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

这里插播一句，在美国主持召开的全球气候峰会上，中国就重申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中方付出艰苦努力。

在公开信中，进步团体还指出：解决气候危机所需的合作取决于美国对应该履行份额的承诺，包括国内紧急减排，扩大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以身作则。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美国的政客们一直把中国作为逃避全球气候承诺的替罪羊。从美国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到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美国妖魔化中国，这一直是全球气候谈判的主要障碍。

美国和中国的互补优势可以过渡到一个清洁的全球经济中。比如，美国在清洁技术研究和控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巨大财政资源；而中国在多个清洁领域工业产能处于世界领先。中美合作可以加速过度到清洁能源经济。

中美不仅要共同支持国际最佳实践环境，人权、社会和治理标准, 还应该确保生产国和社区可以获得能够负担的清洁能源。对贫穷国家给予财政支持，绿色技术的公开共享，重写贸易规则，结束监管竞争。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实现这些更改，这样做不仅关乎全球正义，也是对共同安全和共生的投资。

在对全球社区造成严重破坏的气候危机中，未来的宜居之路需要新国际主义，这根植于全球合作，资源共享、团结。我们星球的未来取决于结束中美之间的新冷战。

这封信的公布凸显出，持续数月的激进民主党与温和派之间新一轮的争吵，激进派认为中美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应该优先于与中国的竞争，但是温和派觉得竞争和合作可以同时进行。

加州民主党众议员Ro Khanna指出，美国需要的对华战略是优先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同时为气候变化和全球其他问题创造合作空间。但是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Robert Menendez）为首的民主党温和派认为，任何不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行为，都必须遭到强烈抵制。

三次谏言

此次并非进步团体第一次抨击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今年5月，60家激进组织还有至少四名知名左翼国会议员，包括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IIhan Omar）敦促拜登不要让中国成为21世纪的苏联。不要把对中国人权的谴责和冷战思维作为美国自己国内问题的替罪羊，还妖魔化在美国的华裔，激发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暴力行为。

拜登上台后，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对手，并且得到了国会两党的一致支持。于是，国会议员不断提出新的立法，给了几千亿美元的预算来对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这样的做法让进步团体和一小部分立法者感到沮丧，他们认为迫切地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生存威胁，将会让美国在未来几十年浪费军事开支，在本土引发仇外情绪。

上周，还有28个机构致信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求她支持一个对抗性较小的对华政策立法。

信中写道，请佩洛西支持众议院民主党人推进一个，比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更平衡、合理的对华竞争国家安全策略。在美国采取行动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时，美国应该保持1970年以来的和平政策。

不仅如此，美国核能研究所（NEI ）在一份备忘录中警告拜登政府和国会，国会日益增长的反华情绪使得中美核合作越来越危险。切断合作关系会给整个美国核工业造成风险，因为这会对全球核安全合作构成潜在危害。

美国核能研究所代表的是美国核电站所有者以及运营商，成员还包括了核反应堆开发商、供应链中的公司、大学、实验室、律所、工会、电力公司等等。

而近期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项法案，S.1260和H.R. 3524《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和参与法案》都要求结束与中国在民用核项目的双边合作。美国核学会首席执行官皮尔西6月30号致信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谴责国会的法案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工人利益。因为排除中国市场，会降低美国对国际核安全准则、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福布斯的统计，在过去20年里，全球13个国家96个核反应堆中，45座都是中国建造的。全球核能的发展进程，无论美国是否参与，它都在发生。

白宫“嫌弃”新冷战

一直以来，拜登政府都声称与中国的气候合作不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曾表示，虽然与中国存在严重分歧，但是这些问题永远不会与气候挂钩。

（2016年本文作者小王采访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

但是克里这番话，进步人士们是肯定没有买账的，骗谁呢？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中美之间的争吵渗透到了气候变化的合作中。今年6月，美国就因所谓的强制劳动问题禁止从一家中国公司进口太阳能电池板材料。

上周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被问到：美中之间会不会发生“新冷战”？

坎贝尔说，自己不太喜欢“新冷战”这个框架，认为这个提法的模糊性大于清晰性。坎贝尔担心这可能导致美国退回到旧的思维模式中，这对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毫无帮助。

过去美国经历了在中东的20年热战，然后是与苏联的40年斗争，除了核竞赛，少有经济和人文来往。但是中美关系并非如此，而是由竞争与政策校对（aligenment of policy）来定义的。

坎贝尔非常谨慎地没有使用“合作”，他说自己不太喜欢那个狭窄定义，政策校对更为准确，比如在气候变化或抗击新冠疫情等领域，中美有希望进行有目的的共同努力。

惧怕才更需要了解

其实坎贝尔这次对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对华政策的详细阐述，不由得把像小王这样的“老记者”带回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那个时候，他就是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制定者。

2013年青葱小王（本文作者）采访坎贝尔

经过了奥巴马八年任期，特朗普四年任期，2021年的坎贝尔，竟然还在说：“我们认识到，美国真的历史上首次看到了这样的转移，印太地区将会成为我们地区的焦点，你们会看到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这将会是痛苦的过程。”

那么请问，过去12年美国都干神马了？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资深研究员奥福尔霍特（William Overholt）说，拜登的外交团队缺乏真正的中国专家。内阁层级的官员中，布林肯的经验是在欧洲、加拿大和中东；国防部长奥斯汀的背景是前伊拉克美军将领；国安顾问沙利文过去经手的是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缅甸事务。内阁级别以下，就是坎贝尔为首的高级官员，缺乏与中国直接接触的经验。奥福尔霍特直言不讳地指出，奥巴马失败的亚太政策就是栽在了坎贝尔任内。

作为一名终生都在批评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民主党人，奥福尔霍特认为在对华关系上，他必须表扬小布什，赢得了北京的尊重。小布什的团队，从财长保尔森到国安会的怀尔德（Dennis Wilder），还有驻华大使兰特都非常了解中国。

反观拜登政府，布林肯在安克雷奇的表现可能阻碍未来富有成效的对话；布林肯在台湾问题上还犯过了解中国的专业人士永远也不会犯的口误；拜登对朝鲜的政策缺乏实质内容，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那将毫无希望；美国现在还因为在中东自顾不暇，冷落了东南亚国家。

奥福尔霍特认为，如果新冷战真的来了，那美国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因为拜登政府的外交官员，光是有宽广人脉、中东问题经验丰富、对华强硬这些条件，是远远不够的。试问，如果没有对苏联的专业了解和判断，美国能够在冷战中占据主导吗？奥福尔霍特建议拜登政府：越惧怕中国成为美国的对手，就需要去了解中国。

撰文：冰汝看美国（微信订阅号：BingRuSee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