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朗普当选是美国社会矛盾彻底暴露的标志

美国是近现代史的奇迹，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成功的躲过了一战与二战的冲击，加速其超越欧洲传统工业强国。尤其由五月花号精神奠定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通过市场机制将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健全与公允的市场机制、开放的文化体系，让美国社会的个人主体精神成为社会的主导。在最近一百多年中，美国的GDP雄踞世界第一。尤其苏联解体以来的30年中，科技、美元、美军、舆论以及教育都领先于全球，碾压其他大国，美国成为全球独一的超级发达国家。

但是，自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神话泡沫开始逐步破裂，虽然总财富量依然大幅增长，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贫富差距拉大、资产泡沫横行、社会矛盾骤增。尤其新冠疫情将美国社会的制度缺陷瞬间彻底暴露，确诊过千万，死伤20多万，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最终结局尚无法准确预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会更糟糕。其实，美国社会矛盾被彻底暴露的最佳征兆是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

严格意义来讲，特朗普是个极其分裂的人，本来自身就是个大资本家，但是，又擅长玩弄民粹主义，激化与利用受美国社会制度所冲击的中低收入群体对当前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扮演低收入群体的代言人，鼓吹为低收入群体博取利益，换取受美国社会制度冲击最严重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支持，赢得大选。但是，特朗普自身又是个实实在在的大资本家，尤其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又不敢真正的撼动美国社会制度缺陷的核心之处，即动摇精英阶层的利益。

二、即使特朗普将美国内部矛盾外部化，但依然遭受精英阶层的抛弃与报复

不得已，特朗普将美国内部矛盾外部化，试图凭借美国的国家实力向全球其他经济体打劫，获取部分经济利益，以缓解美国社会日益严峻的内部矛盾。而特朗普高估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尤其在向中国敲诈勒索的过程中，引起中国的强势反击与全球各经济体对美国的漠视，使美国精英阶层的利益存在受损的可能性时，以致于算计落空，最后不得不与中国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虽然中国在量上有所让步，但是，美国却未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最后瞎忙活一场。

而就在特朗普与中国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之后不久，新冠疫情悄然而至，本来受新冠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应该是中国。但是，中国凭借其独特的政治体制与社会体系，成功的抑制住了新冠疫情的蔓延态势，反而美国成了全球受新冠疫情冲击最严重的灾区。对美国而言，新冠疫情不仅仅是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而更多是加剧了美国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

在新冠疫情肆虐美国之际，特朗普鉴于自身的实力与利益考核，不但无力模仿中国，以损失资本的利益，全国封城来应对疫情的蔓延，而且顺势向市场投入20多万亿的基础货币，甚至不惜美联储直接入市接盘，以防范资产价格暴跌冲击资本的利益。尤其人为刻意漠视新冠疫情对美国社会冲击的现实，以承受疫情冲击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特朗普应对新冠疫情之策最终让中低收入群体确诊上千万，死亡20多万，大面积失业，收入骤减与物价、房价等暴涨。但是，高收入阶层却享受了巨量基础货币投放的红利，再次拉大了贫富差距与激化了社会矛盾。

即使特朗普如此给精英阶层让渡利益，但是，依然未能够获得精英阶层的认同，被无情的抛弃，最终特朗普以美国历史上总统候选人之间最大的差距而连任失败。特朗普连任失败的唯一原因就是其试图以打劫其他各国，获取利益，来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诉求，以缓解美国持续恶化的内部矛盾。就是如此谨慎，但是依然动摇了华尔街、硅谷等资本、高科技集团利益，引起其强势反扑，最终使特朗普的连任失败。特朗普的悲剧已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经典案例，以告诫后来的政客。

三、美国所遵从的社会制度，最终会使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严重受损

美国制度的优势是鼓励个人潜质发挥的最大化，信奉市场，但是，这套制度在比较优势经济理论的推动下，极易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得高附加值，但是，盲目遵从市场容易忽视了财富分配的均衡性。事实最近几十年，美国依然是当前国际体系中最大获益者。但是，由于过度遵从市场机制与鼓励竞争，以致于解决广大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迁至中国等欠发达经济体，而是高收入阶层通过资本市场、资产泡沫与创新等途径获得超额溢价。

虽然财富总量持续大幅增加，但是由于联邦制、三权分立与人手一票的民选制度严重的抑制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能力。即强者恒强、大者恒大、弱者恒弱的趋势不但无法逆转，而且日益恶化。数千年历史实践证明，冲击一个社会稳定与可持续的不是财富总量的下降，而是分配不均，即不患寡而患不均。一旦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机制失效，既得利益集团将会如癌细胞一样无序扩散，挤压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空间，最终引起中低收入群体的暴力反抗，形成社会冲突。

这是各国王朝更替与社会动荡的关键，在美国依然如此。事实美国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权力被资本彻底绑架，根本无力遏制资本的贪婪，甚至成了资本挤压中低收入群体的帮凶。在冷兵器时代，一旦社会矛盾演化到极致，中低收入群体受个别野心家的忽悠，揭竿而起，推翻落寞王朝，组建新的政权，进行一轮财富再分配，以暂时缓解社会的矛盾。但是，根本没有彻底的解决这一社会悖论的问题关键，以致于数年后，继续王朝更替与持续动荡。

而在当前的军事技术背景下，底层群体发动的社会暴动绝无可能，但是，权力也不能随意对中低收入群体施以暴力与武力镇压。所以，底层群体与权力的博弈依然存在被部分野心家利用的可能性。即将社会矛盾人为放大，煽动底层群体对社会的不满，闹独立。而国家政府却受各种利益的掣肘，最后不得以妥协，让国家分裂。这是二战之后，全球各国化解社会矛盾的主流选择。

四、在社会下行期，联邦制的缺陷会导致各联邦存在独立的可能性

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相对一元化政府，在联邦制国家，宪法规定国家美国政府在管理州际和对外贸易、造币、移民归化、维持陆军部队或者海军部队等事务上，拥有非其莫属的权力。但是，在国内事务上如何行使权力，国家政府和州政府可能会有平行或者重叠的利益与需要。在《宪法》没有就国家政府权威做出规定的领域，州政府可以在不与国家政府合法行使的权力相冲突的情况下可自主采取行动。

联邦制国家在国家的上升期，社会的潜力能够发挥到极致，各阶层都是国家上升期最大的获益者，所以，通常会一片祥和。但是，一旦社会处于下行期，财富不再增加，各阶层竞争存量财富时，社会矛盾会瞬间爆发，冲击联邦制的稳定性。诸如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夏威夷与马里兰州地方法庭就拒绝执行特朗普政府禁止中东7个国家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命令。罗德岛的一个市政府故意以不发现非法移民方式抗议特朗普政府强制遣返非法移民的规定。

除了各阶层能够从最近几百年美国高速发展中获得红利外，维系联邦制存在的另一因素是国家给各州政府的拨款。自1960年以后，国会给州拨款的预算每年持续增加，资助州政府发展教育、医疗、交通以及收入暴涨，以换取各州对联邦制的认可。但是，现在随着各州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富裕州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支援贫穷的州，而贫穷的州又怨恨是富裕州抽走了本属于其自身的财富，激化了州与州之间的矛盾。尤其是随着联邦政府的债务高企，更无力对各州实施财政资助，加剧了各州与国家政府的矛盾。

帝国衰落是个百年过程，但是，帝国衰落不仅仅是个结局，而是一旦帝国进入衰落期后，就会持续迭代，加速衰落，任何人都无力逆转衰落的态势。事实美国当前正在陷入这一困境。历史很多时候都是受历史人物的私欲所推动的，苏联能够轰然倒塌的原因之一就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政客都想把自己扶正，自立江湖。而美国现在正在孕育政客的私欲，一旦时机成熟，必然会跳出一系列政客，将社会问题无限人为放大，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加速各州脱离联邦政府。

在人工智能时代，靠出卖劳动为生的中低收入群体是最大的时代受损者，各国都逃不过这一宿命。但是，人工智能时代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必然会超越以往任何一次工业革命，这就意味着只要能够顺利、且公平的实施财富再分配，人工智能将会提升社会的凝聚力。如果无法调解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人工智能时代，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空间会受到更大幅度的挤压，社会矛盾也会更加激化。而基于美国社会的现实，人工智能时代依然会维持当前的利益格局，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加剧社会矛盾的恶化。

五、美国社会已经无法撼动既得利益格局，政府已经成为资本的帮凶

理性的社会发展，必须一方面搞增量，另一方面还要重再分配，但这取决于政府要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非成为资本获利的帮凶。人与人天然具有出生、禀赋与机遇的不同，但任何人都有生存，且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力。一旦任由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以完全竞争来分配社会财富时，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空间将会持续受高收入群体挤压，最终逼迫低收入群体暴力反抗，让各阶层的利益集体严重受损。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的关键就是军事与政治高度集中，确保能够对社会完全掌控，但是即使如此，依然逃不脱王朝更替的命运。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社会无法应对枪支泛滥的冲击，而近期俄勒冈州放松毒品管控措施，成为首个将拥有少量可卡因、海洛因等街头毒品合法化的州。随后，亚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南达科他州、新泽西州和密西西比州也也相继通过大麻合法化，至此美国仅剩15个州仍坚持持有大麻为违法行为。但是，据统计目前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21岁及以上成人大麻合法化的州。2018年，美国近15000人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等毒品，死于药物过量约为72000多人。

疫情期间，美国吸毒过量致死人数大幅上涨，在个别地区如俄勒冈州和弗吉尼亚州等，今年第二季度吸毒过量致死人数相比去年同期上涨了近70%。据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统计中心称，自2000年以来，美国因药物滥用死亡达70万人，过量使用非法药物和处方阿片类药物已成为美国45岁以下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这一切问题的根源是制药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绑架了政府，是政府成了资本的获取利益的帮凶，为制药公司的利益服务，而忽视社会的利益。

六、结论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中国社会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权不允许转让、宅基地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措施为低收入群体人为腾挪了最低的生存空间，使其生活能够持续改善，成为社会发展的获益者，从而缓解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当前中国开始严控权力与资本的融合，明确的为其确定边界，即当官不要想发财，发财不要想当官。打击金控平台与防范互联网平台的垄断，使其处于政府能够控制的范畴内，以确保权力具有对社会财富腾挪的能力。

在中美博弈的关键期，中国不但要确保在科技与财富增量上的优势，而更多要确保权力对社会财富腾挪的能力。中国社会坚守中央对各领域高度统筹的政治体制，将能够撼动中央权威的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以确保社会财富能够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腾挪的能力。而美国已经彻底的失去了这一能力，权力已逐步被资本所绑架，成为资本获利的帮凶，结局自然是持续恶化，最终量变演化为质变。尤其各州以及州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恶化等现实决定，美国存在从联邦制演变为联盟制的可能性，且为大概率事件。

作者：丁彦皓（博士、博士后，专注资本市场，聚焦权益投资、资本运作、大宗期货、期权以及宏观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与投资，关注国际关系、历史、哲学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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