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腰酸背痛、月经不调，有的人就什么事儿都没有，遗忘了身体里的金属圈，等到60多岁忽然想起来再去医院，它已经和肉长在了一起，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上环这件事，李泽没有丝毫犹豫——在1996年，上环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当时农村的政策是“一胎上环，二胎结扎”。她的妯娌就上了环，环在担水回家的路上掉下来了；她的妈妈和婆婆也都带着环，一带就是二十年，绝经后才取掉。

李泽在湖南农村生活，1996年，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八斤的“胖闺女”。月子坐完，村里的妇女主任找上门来，叮嘱她去上环，要在3个月内给孩子上好户口。

上环的地方离李泽的家有15公里，她要走一条长长的土路，一路上会有农田、山丘、红砖房子，快到镇医院的地方还有座园陵，据说埋着丈夫这边的先祖，清明节她也是要来上柱香的。路过园陵时，她停了下来，想到自己曾经失去的孩子——那时候计生工作雷厉风行，而她在没办好准生证的时候怀孕了。“行吧。”她想起在广州打工的丈夫电话里回的这句话，现在她只想遵照规定，顺利完成这件事。

计生诊室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诊室，不需要挂号，有张床；医生询问了李泽的基本信息，然后告诉她不用害怕。李泽也没觉得害怕，上环多大点事，也算不上手术，不用打麻药，一下子就结束了。至于医生给自己上的是什么形状的环？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环？李泽也不知道，“都是圆形的吧。”

图片：《红色系列·壁纸》，采访对象提供

上环，可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母亲的女性共同的记忆。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1980年-2009年的30年间，全国共实施妇女上环术2.86亿次，在当时控制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下，这几乎是女性生活中的一个日常设施：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与顺应，但几乎不作讨论。如今，这一代人已经进入围绝经期到退休年龄，当她们的女儿们长大，节育环渐渐被置于舆论的聚光灯之下。

收集遗忘与沉默

国家卫健委历年统计年鉴显示，节育环手术数量有过两次大的变化。1981-1985年这五年间，约2亿育龄人口完成了节育手术，她们使用的节育器连起来长度差不多相当于一条长江。而此时的节育环，多为铜环甚至铁环，此类节育环有个专有名词——惰性宫内节育器。顾名思义，它由惰性材料制成，如不锈钢、塑料尼龙类和硅胶类等。本身不会释放任何活性物质，避孕效果较差。到了1990年代，人们开始使用活性宫内节育器，它以节育器为载体，带有铜或锌等金属、孕激素、止血药物、磁性材料等物质，能向体内缓慢释放活性物质，作用在子宫内膜上可减少对子宫内刺激。

1990年代，政策有所修正，节育手术总量持续下降，因为随着避孕技术的发展，人们有了更多选择，比如避孕套、避孕药等不经由手术的计划生育方案。但由于计生部门内部有考核指标，多数农村地区仍在执行之前的政策。

图片：《女人系列·节育环》，采访对象供图

1980年代，身体里多了金属环的人中，还有艺术家周雯静的母亲。周雯静记得，那是2011年，她的母亲于娟去做了取环手术，因为节育环置入时间过长，之前并未被告知何时是最佳取出时机，不锈钢环已经嵌入身体，和肉长在一起，因此还切除了一小块肉。

“当时我在家，她没告诉我，我爸陪她去的。”周雯静说，她觉得于娟那天状态不太对，问后才知道她刚做完取环手术回来。

在周雯静的印象中，那段时间，于娟持续腰酸背痛，还经常有少量出血。但她始终觉得这是件小事，等发展到后来，持续出血一个月，才去了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可能是子宫癌。等化验结果的过程非常煎熬，于娟是个内敛的人，她不擅长表达自己的痛苦。在女儿的记忆里，她就是不舒服，每天都在不舒服，做不了体力活动，只能焦急的等待医院的检查结果。

最终，医生发现了那个遗落在于娟身体里的环。

周雯静问过母亲，放在她身体里那个节育环是什么样的。于娟也不清楚，她大概知道是圆形，不锈钢材质，从身体里取出来的时候，医生拿给她看了眼，然后就销毁了。

母亲的经历让周雯静开始关注节育环议题，2012年起，从母亲开始，然后是母亲的同事、邻居、楼下商店的阿姨，后来又增加了同学的母亲、亲戚，一有机会，她就带上本子和笔，去和这些女人们聊天。

周雯静和她的作品。图片：采访对象供图

几年时间里，周雯静完成了50多个女性的访谈。“几乎没有人对这个话题感到扭捏，她们都很坦诚，我甚至不用提问，倾听就够了。”母亲于娟的状况不是个例，楼下打印店的阿姨告诉周雯静，她因为佩戴节育环脊椎疼痛，反复摘取过好几次；还有阿姨说，当年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才去佩戴的节育环。

一位同学的妈妈是校医，她说，节育环是她知道的最好的避孕手段。“她很幸运，她的身体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一位曾经做过医生的医药公司主管也对全现在表示，她自己就是用上环方式节育，围绝经期取出，没有任何不舒服。她认为，对李泽这样家里家外双重重担的工农“劳动妇女”，节育环是最安全、便宜的长效避孕方式。

上环后，李泽月经变多了，时常会觉得腰酸，为此还吃了不少药；但2001年拗不过家里的老人，她去县医院取了节育环，准备再要个二胎。取环的第二年，李泽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月经也恢复了正常。

在四川务农的孟尧也同样顺利，但她听说有人会腰酸背痛、月经不调，有的人就什么事儿都没有，遗忘了身体里的金属圈，等到60多岁忽然想起来再去医院，它已经和肉长在了一起，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错过最佳取环时间

“基本上除了和医学专业相关的人员之外，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周雯静发现，尽管有人是自己选择使用节育环，却也对节育环的运行机制和注意事项一无所知，甚至这些女性的家人们也一无所知，“其实已经可以非常容易的在网络上查到这些信息，但是他们也没有去搜索，而是听亲戚说几句、医生说几句，有了非常模糊的概念就去做了手术。”

张雨就是这样上的环，她是山西太原人，女儿刘晓1991年出生，在北京工作。张雨告诉女儿，自己是1992戴的节育环。因为宫口小，国内最小的环都不合适，最终选了进口的T字形环。在刘晓的记忆中，上环后，妈妈一个月里有一半时间都在出血，“我小时候她突然就要来血，从家里面卧室走到厕所，一路都在滴血。”

张雨的症状并未得到积极的医疗处置。医生的医嘱仅仅是——你再忍几年，到40多岁停经，子宫萎缩，就不会出血了。

“漂亮”的环在张雨身体里待了二十多年，等到了43岁，她疼得不行，做B超才发现，子宫内膜由于增生已经变得很厚，医生说是因为环不适配，等于身体中有异物，子宫在对抗，就会不停的增生。

刘晓说，妈妈的子宫到了55岁也没有萎缩，始终没有停经。她一直还是不停地去医院，最终，医生说她必须摘除子宫。“正常子宫直径是10（公分）就得摘除，但是我妈很早都已经达到12、13，人家就说发展下去，可能会得子宫癌。”

周雯静的作品。图片：采访对象供图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佩戴节育环的女性有2/3在中国。一旦节育环超期服役，会产生很多健康隐患，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专家杨秀兰曾对多地近千例绝经后上环妇女进行调研，她发现，绝经不满两年者，取器顺利比例达96.1%，而绝经超过两年以上者，取出困难比例达43.9%。

女性绝经以后，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子宫开始萎缩变小，子宫口也会变紧，而节育环的大小是不变的，与子宫内壁摩擦，可能会出现出血、腹痛等现象。并且可能会发生“嵌顿”，通俗地说，就是环长到了肉里，比如孟尧的二姐。

孟尧上环五年后，去医院取走了节育环。安装时间短，取环手术也没什么痛苦，但是她上一辈的妇女们，很多忘记了取环，直到节育环和肉长在一起，“妈妈那一代，她们很少读书，医生说了，她们也不一定记的住。”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孙晓明团队曾受原国家卫计委妇幼健康司的委托，研究中国绝经期妇女生殖健康服务的主要问题和现实需求。2016年，团队的研究结论指出，未来十年内会有2600万女性需要取环。

在他看来，长期以来，基层计划生育服务以降低生育率为导向，侧重提高妇女生育后的上环及时率，却没有任何工作指标要求为绝经后的妇女及时安全取环。“她们自己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她们，所以错过了最佳取环时间。”

“难以置信”的作品

周雯静接触到的带环女性越来越多。从2011年起，周雯静开始着手搜集节育环的资料，了解它的原理、副作用、历史，“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毕业后到了法国，周雯静看到了维亚纳的避孕堕胎博物馆的网站。这是一个医学博物馆，博物馆里有一面展示墙，几乎整个欧洲、美国系统的节育环实物都有展出。放在博物馆里的节育环是个小小的金属圈，看起来像个胸针大小，甚至很漂亮。

最终，周雯静搜集了三百多种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节育环形态，用铜线，按照1:1的比例还原出了它们的形状。三百多个节育环摆在画框里，看上去很美。

图片：采访对象供图

周雯静想过，把节育环做成放大变形，人可以从中间穿过，或者干脆做成首饰挂在身上。最终，她决定保持原来的样子。最初的作品里，她在节育环上放了刺，看起来像带刺的铁丝网，“那时候想加一个东西，让人觉得它很疼”，后来，她觉得这个刺“很多余”，在之后的作品里又取消了，只保留了赤裸裸的节育环。

背景的蓝色绸布也经过选择，早期节育环的材料有铜、硅胶、不锈钢等，其中，铜是金灿灿的。“铜的那种黄色和蓝色属于对比色，刺激性很强，”最终，她选择了“看上去特别华贵的蓝丝绒，”形成了现在的作品。

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展馆，最常用的词是unbelievable（难以置信），他们第一个问题是，这是真的吗？节育环真的会有这么多吗？其次，为什么会发明成这样？“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过的东西，或者他想象出来的一个东西。如果这是一个真实，世界上存在这么多种类的话，确实是unbelievable。”

不被交流的痛

因为节育环带来的疼痛，刘晓的妈妈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躁郁的状态，因此给家庭带来纷扰。这件事也让刘晓意识到，母亲总是在顺应外部世界对女性本分的规范，“男性永远在其中，就永远像掠夺者的角色。大家总是觉得女性是同意这么做的，他们觉得这是应得的，可能长辈也会觉得男性这种角色是应得的，他应该是去这样做。”母亲会说，现在的男孩子都很好，会在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去帮她做事情，但在刘晓看来，这不过是天经地义之事。后来，刘晓慢慢了解到，父亲在那个时候没有帮助过母亲，等刘晓上小学后，父亲才开始与母亲分担照顾孩子的事务。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但是它又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当时好像大家都去做，她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什么。但是其实这个事情给她带来快20年的痛苦，到了最后让她失去了子宫。”刘晓说，“她觉得这件事情无可奈何，会麻木，会无视这些痛苦，（‘无可奈何’这一说辞是）她麻木自己的理由，因为大部分人都这么做。”沉默是经常出现的，譬如孟尧的二姐，并不愿意跟其他人谈起自己的病痛。

周雯静的展览同时在中国和法国举办，她发现，法国的观众很好奇，他们想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在法国，节育环的历史更长，但女人们在选择节育环前，大都已经咨询过医生，对节育环有了充分的了解，查过资料，了解自己是否适合，才自主选择是否佩戴节育环。“节育环本身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在国内，那些来到展览现场的观众，很多人不会和周雯静聊艺术，反倒是咨询医学上的问题，来现场的人们，有人向她倾诉自己的痛苦，有人帮着家里的亲戚朋友闻讯，有人来咨询她，上环有副作用，还要不要去？“我的展厅现场像一个医学的听诊室，”她因此感到恍惚，很多人在生活中缺乏交流的可能性，“跟自己的朋友不方便说的话题会跟一个陌生人去谈及。”

图片：采访对象供图

公共服务的缺位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1980年-2009年的30年间，全国共实施6.61亿次妇女节育手术，其中上环术2.86亿次，妇女结扎术0.99亿次，流产术2.75亿次。尽管男性结扎术是一种被证明安全且有效的节育手术，但女性输卵管结扎的接受程度则始终高于男性输精管结——尽管医学研究表明，女性结扎的后遗症和复通难度都显著高于男性结扎。

时至今日，女性依然是承担避孕责任的主要一方。孙晓明曾经对七个县( 市、区) 1990—2010 年的计划生育/ 生殖健康服务进行研究 ，发现1990 年的数据显示，各地女性结扎术的比例都相当高， 其中，海南某县在2000年 的女性结扎比例为 91. 67% 。而各地男性结扎术的比例相对不大，最高的是贵州某县，1990年为28. 43% ， 到2010年下降到18. 06% 。

昆明医科大学教授、原卫生部改善生育健康服务项目专家张开宁分析其原因认为，一是节育手术存在风险，农村家庭普遍不愿意让主要劳动力和支撑者来承担风险；二是从生理角度讲，女性是生育行为的承担者，通过女性节育控制人口数量，效率更高。

一次调查里，孙晓明询问了上环妇女是否能清楚地知道取环的时间，如果绝经了，是否已经将环取出。结果显示，能够正确回答绝经后取环时间的比例仅为32. 8%，有628位已绝经的妇女回答了是否已将环取出的问题，调查数据显示总体有23. 6%没有取出，40岁组高达45. 0%，50岁组仍然有19. 1% ，“这是非常惊人的数据，说明了计划生育全程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还相当严重。 ”

宫内节育器去留安全性研究显示，在使用节育环超过20年的女性中，绝经不满两年者，取环顺利的比例达96.1%，超过两年者，取环困难达43.9%。但是，根据2014年的最新调查，依然有23.8%使用节育环的女性直到绝经5年后才去取环。

《红色系列 N°6》。图片：采访对象供图

孙晓明发现，近些年农村中老年女性人口比例的增加速度很快，尤其是退出育龄期的妇女，她们大多数已经不属于计划生育服务的目标人群，不再享受计划生育的免费服务，可是她们自己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她们，所以错过了最佳取环时间。如果取环，必须到医院或卫生院，但是取环不是看病，不在新农合报销覆盖的范围，所以不得不自己出钱将环取出，增加了经济负担。“可是，她们的许多生殖健康问题又与早期避孕节育有关，比如避孕环适时安全取出，节育手术后遗症治疗以及生殖道感染防治等，并没有纳入农村妇幼保健公共服务的主体内容，相应的生殖健康服务明显缺位。 ”

据孙晓明团队了解，从1995年起，江苏盐城市盐都区就把为更年期妇女取环纳入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内容，并利用育龄妇女信息系统获得相关信息，及时通知妇女取环，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县、乡、村服务流程。此外，重庆江津区把为更年期妇女取环作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与日常工作同考核。他们认为这些妇女早年实行计划生育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现在要为她们安全取环 ，政府有责任服务到底 。

自2013年开始实施围更年期妇女绝经后取环项目以来，湖南长沙市开福区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为全区786名妇女提供了免费取环服务，其间遇到了17例取环困难病例 (取环困难发生率约为2％)，但在上级医院的帮助下都成功取出。

2013年，时任长沙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的刘激扬曾在接受《今日女报》采访时说，长沙市每年都会组织妇女群众进行生殖道疾病免费普查，“在普查中，我们发现有部分围绝经期妇女和绝经多年的女性，宫内节育器一直没有取出，也导致了嵌顿、腹痛、出血及炎症等诸多问题。”

这种说法让同为妈妈的刘激扬心里不好受，学医出身的她当时说，“想为妈妈们做点事”：“外国女性是带着十字架进坟墓，而中国女性，是带着节育环”。

2016年版的节育环主题作品，周雯静把节育环嵌到了陶瓷里，再取出，把环留下的痕迹烧制成一个凝固的刻印，“这更接近我的初衷，展现节育环嵌入取出之后在身体上留下的是什么。”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李泽、孟尧、张雨、于娟、刘晓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1.国家卫生健康委历年统计年鉴地址：https://data.cnki.net/Trade/yearbook/single/N2019030282?z=Z020

2.https://m.sohu.com/a/140470362_168260/?pvid=000115_3w_a

3. 舒星宇，孙晓明，宗占红，毛京沭 （2017） 1990—2010 年七县( 市、区) 计划生育 / 生殖健康服务研究 ———兼论新时期农村计划生育 /生殖健康服务发展 南京邮电大学《人口与发展》 2017 ， 第 23 卷

4.舒星宇 孙晓明 （2015）农村围更年期女性人口生殖健康服务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 南京邮电大学《人口与发展》2015，第21卷

5.孙晓明，舒星宇，宗占红，毛京沭 （2013） 中国农村中老年女性人口生殖健康状况与服务需求分析 南京邮电大学《人口与发展》2013，第19卷

出处：头条号 @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