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爆发影响，美国经济遭受到公共健康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逼近690万，死亡人数突破20万。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也堪称史无前例：供给、需求和金融三个重要经济层面同时受到危机的冲击。自3月份疫情爆发以来，时间已过去六个月。这六个月间，美国经济和美国人的生活都经历了哪些“变”与“不变”？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最新研究，通过十个维度，对美国经济现状进行一一解读。

维度一：小企业收入下滑超过20%

新冠疫情对小企业造成的破坏尤其严重，而小企业不仅是美国经济的主体，更雇用了私人领域近一半的劳动力。从图一可以看出，经济滑坡对不同行业的小企业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娱乐、酒店、旅游、教育以及医疗服务行业的小企业收入下滑尤其严重。截至8月9日，娱乐、酒店和旅游行业的日均收入较1月份减少47.5%，教育和医疗服务行业减少16.4%，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降幅为14.1%。纵观所有行业，小企业总体收入下滑了19.1%。

那些无法远程办公、以及疫情期间被认为没必要运行的行业处境最为艰难。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最初的反弹后，从8月份开始，一些行业的收入再度下滑。8月上旬，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娱乐、酒店及旅游业的收入降幅均超过5%。

随着收入下降，衰退初期小企业的就业率也出现明显下滑。3、4月间，人数低于20人的小企业就业率下滑超过16%，人数在20-49人的小企业就业率降幅达到22%。8月30日至9月5日期间，50%的受访企业未曾雇佣一名新员工，仅有5%的受访企业雇佣新员工的数量超过一人，没有临时解雇或永久性裁员的企业占比仅为55%。

图1：1-8月部分行业小企业收入较2020年1月的变化

维度二：企业破产重组数量超过上年

收入的下滑致使大批企业破产。据布鲁金斯学会估测，从疫情爆发之初到7月底，已有近42万小企业破产。而正常情况下，一年时间才会达到这一水平。然而，1月至8月间破产企业总量却较上年同期减少了27%。图二展示了今年2月至8月，不同类型破产申请数量较上年同期的变化。其中，依照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的企业数量在2月份一度有所下滑。但进入3月份以后，这类破产数量每月都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增幅从15%到50%不等。规模稍大的企业可以通过申请此类破产实现业务重组，但许多小企业往往会选择直接关门。

4月和5月，依照《破产法》第七章申请的破产数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截至到8月底一直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在这类破产案中，债务人资产会被清算，清算所得用于偿付债权人。

此外，自4月份以来，依照《破产法》第13章申请的企业破产数量逐月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降幅基本保持在60%左右。在这类破产案中，债务人拿出个人部分收入偿还债务，直至债务全部结清。

图2：2019-2020年，不同类型的破产申请较上年同期的变化

维度三：新创企业下滑趋势得到彻底扭转

今年春天，企业倒闭数量急剧增加。与此同时，疫情初期新公司成立的数量也低于疫情前水平。但近来，新创企业数量开始回升。图三显示了近年来有详细经营计划、组建成功率较高的企业申请数量。截至今年6月初，此类申请较上年同期减少4.4%，但到了8月中旬，情况已彻底得到扭转，申请数量较上年同期实际增长了56%。

经济衰退期间，新创企业往往呈下滑趋势。在当前这场衰退中，公共卫生状况会进一步影响到新公司的创立。例如，在疫情死亡人数较多的州，企业申请数量通常会更少。

进入夏季以来，新公司组建申请数量出现反弹。对此，政策研究机构EIG给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首先，疫情期间积压的大量申请在短期内得到释放；其次，最近失业人员中有部分可能开始自己创业；第三，一些企业家希望利用危机造成的资源再分配来创建新的企业，或是把握市场出现的其他商机。

图3：2017-2020年，有详细经营计划、组建成功率较高的企业组建申请数量

维度四：裁员及企业关闭导致总工时下降

在美国近代史上，无论从速度和程度来看，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破坏都堪称史无前例。面对疫情，许多企业缩减了工时。图4a显示了总体工时的减少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月到7月间，总体工时相对于1月19日-2月1日参照时间段的变化状况。图中显示，3月份总工时降幅高达60%左右；自4月中旬以来，总工时开始回升，并从6月份开始趋于稳定。自那之后，总工时降幅一直保持在参照时间段的25%至30%之间。

图4b对图4a的工时减少状况进行了分类解析，将其分成三类：(1)工人的平均工时，(2)裁员，(3)组织或企业关闭。观察图表可以发现，从3月底开始，造成总工时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裁员和企业关闭。也就是说，工时减少的原因并非实际工作时间缩短，而是因为就业率下滑以及临时性失业所造成。同样道理，工时在4月底触底后开始回升，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工人复工。企业复工、尤其是小企业的复工是4月份以来就业人数上涨的重要推手。

图4a：今年2-8月，每日工时较1月底时的变化；图4b：今年2-8月，工时减少情况的具体分类解析

维度五：永久性失业人口出现上升

在经济下滑期间，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往往会下降。图五显示了今年1月至7月间，处于不同劳动力状态的人口数量。4月份，因为失业、或虽未失业但由于停薪留职等原因暂未工作的适龄劳动力人口从3月份的790万升至1960万。这主要是由于4月份失业率激增10.3个百分点所致。

从图五中可以发现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4月和5月期间，被统计为就业人口、却未在工作的劳动力参与人数大幅增加。这些人要么是因为休假或照顾子女等原因在家休息，要么是因为“其他原因”不去工作。最近的研究显示，后一类人中有很多人错把自己归类为“就业人口”，这意味着实际失业率还要更高。

经济衰退初期，大部分不去工作的人——无论是真正的失业者，还是没有失业但不去工作的人——都将这种状态描述成暂时状态。相比起永久性失业，临时性失业的影响更小，因为一旦雇佣关系恢复，这类人重返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4月份，临时性失业人口为1010万，还有480万人可能被错误地划归为就业人口，但这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工作，另有200万人虽然有工作，但由于某种具体原因未去上班。总体来说，在4月份的适龄失业劳动人口中，这三部分人占到了86.3%。

到了5月至7月，这三类人在失业劳动人口中的占比有所下滑。此外，越来越多不去工作的人开始将自己划归为永久性失业人口。4月份时，永久性失业人口为160万，仅略高于衰退前的水平，在失业人口以及就业但未去工作的人口中占比6.5%；7月份时，永久性失业人口升至230万，比例升至11.8%。

永久性失业人口增加意味着，将有更多人在更长时期内处于失业状态。到2021年2月，将有450万人的失业时间超过26周，近200万人的失业时间超过46周。失业期延长会导致未来收入下降，也会压低住房自有率。

图5：今年1月-7月，处于不同劳动力状态的适龄人口数量

维度六：有求职意愿的失业人口持续上升

在数百万失去工作饭碗的人群当中，尽管有很多人被归为失业人口，但相当一部分人已完全退出了劳动力大军。图六显示了有求职意愿的失业人口数量。这一群体在4月时增加了450万，3月份已经失业、但4月份并未外出求职的人群也包括在其中。

在拥有求职意愿的失业人口中，6%的人对就业市场前景感到悲观。除了对就业前景感到悲观，还有16.7%的人表示不找工作另有原因。3月至4月间，有求职意愿的失业人口增幅在25-54岁的青壮年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增幅达到250万。自4月以来，这部分人口一直在上升。8月份美国失业率为8.4%，但如果采用另一种统计口径，将有求职意愿和没有求职意愿的失业人口全都统计在内，8月份失业率将升至9.6%。

在有求职意愿的失业人口中，许多人迟迟不找工作还有其他原因，包括照顾子女、通勤问题、自身患病，等等。这一群体的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从3月份的86.7万升至6月份的180万，进入8月份，这部分人口小幅降至150万。由于要照顾子女，许多职场父母被迫退出劳动力大军，这一趋势可能对未来数年的就业市场造成长期负面影响。但是从目前来看，政府尚未针对这一问题采取大力度政策干预。

与疫前一样，大部分退出劳动力大军的失业人口并没有求职意愿。约有9000万美国人表示，他们不想工作，这一点在图六中并未得到体现。这一群体主要包括学生、照顾家庭者、退休人员以及患病者，他们的数量在4月和5月间进一步增加。有迹象表明，疫情甚至促使一些刚过54岁的人提前退休。例如，在1月份时仍有工作、但4月份已退出劳动力大军的人群当中，有28%的人表示，之所以不再求职是因为自己选择了退休。

图6：1-8月有求职意愿的失业人口数量

维度七：个人储蓄率4月份达到历史最高

疫情造成的一个最直接影响就是，总体消费锐减，但储蓄率大幅上升。从图七可以看出个人储蓄率的变化，储蓄率是指储蓄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个人储蓄率在4月份时达到34%的峰值，这也是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后虽有所下滑，但依然处于高位。储蓄率上升是支出减少和联邦转移支付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疫情导致经济关停之后，美国的消费支出同样出现下滑。疫情爆发之初，许多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就纷纷下降，但也有一些商品的消费不降反升。并且自3月以来，大部分商品的消费开始反弹。例如，日用品消费在疫情之初表现得十分强劲，原因是女性以及有子女和老人的家庭囤积了大量物资。尽管商品类消费已回升至疫前的水平，但截至到7月底，服务类消费依然反弹乏力。

在失业保险救济金及其他形式的联邦转移支付的带动下，截至到7月份，储蓄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受此影响，尽管有成百上千万人口失业，但3月至7月间的个人可支配收入依然超过了疫前水平。

虽然有迹象显示，许多低收入家庭很快就花掉了政府救助资金，但其他收入群体仍表达了储蓄意愿，而且与过去相比，低收入家庭更愿意将每月收入全部存入银行。此外，在许多接受联邦救助的家庭中，流动资产余额出现了大幅增加，这一现象表明，早期刺激方案和保险计划在缓解就业市场下滑对家庭财务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于未能获得联邦救助的低收入家庭而言，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图7：1980年至2020年的个人储蓄率

维度八：低收入家庭收入下滑概率大

在这场疫情引发的衰退中，失业和收入下滑在不同群体间的表现不尽相同。3月份以来，低收入家庭、非白人家庭以及需要抚养子女的家庭遭遇收入下滑的概率最高。图8a和图8b展示了7月底时不同家庭的收入差异状况。

近段时间以来，大约一半的非洲裔和拉美裔家庭经历了收入下滑。其中，无论有无子女，拉美裔家庭遭受收入下滑的可能性最大。4月份时，61%的拉美裔成年人表示，他们本人或亲属经历过失业或收入下滑。从种族差异角度，对收入下滑后的平滑消费（即在经济的周期变化和收入的波动中维持稳定的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后发现，在遭遇收入下滑后，非洲裔家庭削减的消费开支要比白人家庭高出50%，拉美裔家庭要高出20%。

超过五分之三的低收入有子女家庭称，疫情发生后，他们经历了收入下滑的冲击。在疫情导致收入减少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生活上的困难，包括无法获得食物，以及无力支付各种账单。有子女的家庭尤其容易出现债务违约：每多出一个孩子，家庭出现严重违约（延迟还款至少两个月）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7%。

图8：根据不同种族及子女状况，家庭收入及子女状况，经历收入下滑的家庭占比

维度九：7月份20%的家庭拖欠房租

虽然政府发放给家庭和失业工人的救济福利相当可观，但依然无法解决困难家庭的所有问题。7月底对房屋租户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图九），在美国26个州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家庭租户尚未支付6月份的房租，在包括纽约州在内的其中五个州中，未按时支付6月份房租的租户比例更是高达三分之一。

根据租房平台Apartment List的一项调查，拖欠租金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年轻人、低收入家庭以及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居民当中。一旦出现延迟支付租金的情况，下个月拖欠租金的可能性将会加大，从而引发恶性循环，房东也有可能会因此收回房屋。此外，与房屋所有者相比，租户获得联邦住房补贴的可能性更低。

对许多失业家庭来说，他们手头的流动资产还不到两个月的收入，债务与收入之比居高不下，皮尤研究中心4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3%的非洲裔成人和70%的拉美裔成人表示，他们的应急资金都不够负担三个月的生活开销，相比之下，白人的这一比例仅为47%。此外，非洲裔和拉美裔受访者还表示，即便通过借款、动用储蓄甚至售卖资产等方式，他们依然无法负担三个月的生活开销。

图9：7月16至21日，拖欠租金的家庭占比

维度十：家庭食物无保障率上升了一倍

疫情期间，有子女家庭的食物无保障率及低保障率均出现上升（见图十）。所谓食物无保障，是指一个家庭缺少充足的食物来保证家庭成员的健康与活力，并缺少资源获取更多的食物。而低保障则类似于饥饿，是指家庭食品消耗发生重大中断或连续中断。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目前的食物无保障率已经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最高水平。

有子女家庭的食物无保障率尤其之高。实际上，在疫情到来之前，有子女家庭的食物无保障率就已经在上升，2018年时，这类家庭在所有家庭中的占比约为14%，到2020年7月时，这一比例升至约32%。对于非洲裔和拉美裔家庭，以及有子女的这两类家庭来说，上述比例还要更高。

通常来说，即使出现食物无保障情况，家庭还能满足子女的食物需求，但如今却并非如此。6月和7月间，食物保障率极低的儿童数量增加，到7月第三周时，这部分儿童的比例已从6月第一周的16.4%升至19%。

所幸，一些疫情响应措施缓解了食品匮乏问题。灾害应对项目Pandemic EBT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超市购物券，以补偿因停课而失去的学校餐食。通过这种方式，食物保障率极低的儿童比例减少了30%。此外，失业保险救济金和美国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提供的紧急食品援助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食物无保障率。

图10：家庭与儿童的食物无保障率状况

文|昆仑

财经外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