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中央情报局）自1947年成立伊始，便开始了与好莱坞和媒体界的深度合作，持续至今。

与好莱坞的合作与“旋转门”

1954年上映的电影《动物庄园》，是由CIA指派其特工霍华德（Howard Hunt）出面购买版权，该片的监制是CIA挑选的制片人罗舍蒙特（Louis de Rochemont），片中完全隐去了原著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负面看法。1958年的电影《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也是又一部在CIA操控下，被赋予了美式爱国主义宣传作用的电影。

（左：CIA特工霍华德；右：《动物庄园》海报）

到了70年代后，随着“水门事件”等丑闻发生，受牵连的CIA气势大减，好莱坞进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独立期”。这种情况到80年代末期发生改变。步入90年代后，CIA重新将其对好莱坞的控制战略提升到了新高度，1996年，他们甚至安排秘密特工蔡司（Chase Brandon）专门负责直接与好莱坞各大制片厂合作，以提升中情局的形象。

（CIA特工蔡司）

畅销书作者克兰西（Tom Clancy）也成了CIA的重要宣传人物，他的小说改编成了多部电影，其中包括《爱国者游戏》《燃眉追击》《惊天核网》等等，而哈里森·福特、本·阿弗莱克这些电影明星，则成了CIA的宣传门面。

（左至右：《爱国者游戏》《燃眉追击》《惊天核网》海报）

2001年的“911事件”后，好莱坞与CIA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特工们经常能看到CIA负责公共事务的同事们带着明星进行参观。前CIA特工科里亚科（John Kiriakou）说，他曾撞见多位明星查看绝密设施。

这些明星里，本·阿弗莱克和CIA的合作长期且密切。拍摄《惊天核网》时，他便受邀前往CIA总部参观，而CIA也安排专人在拍摄现场坐镇。

（本·阿弗莱克）

阿弗莱克执导的电影《逃离德黑兰》，也是双方又一次成功的合作，该片赢得三项奥斯卡大奖及数亿美元票房，为CIA做了次极佳的宣传。然而这个电影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却争议不断：加拿大外交官抗议该片省略了加拿大大使馆在帮助片中人质逃跑时起的重要作用，过度夸大了CIA的能力；伊朗文艺部门认为该片丑化了伊朗人民和革命者。

（《逃离德黑兰》海报）

阿弗莱克的前妻詹妮佛·加纳和CIA也有过一段"缘分"。她主演的《双面女间谍》也是有CIA特工长期驻守片场的剧集。2004年3月，她还为CIA录制了招聘视频。

（2004年3月加纳为CIA录制的招聘视频）

美剧《国土安全》是CIA在电视剧领域的成功案例。剧组主创照例受邀参观了CIA总部，并和数十名情报人员进行了沟通，该剧演员帕廷金（Mandy Patinkin）还获准进入局长办公室。

（《国土安全》海报）

该剧编剧甘撒（Alex Gansa）还说了一件参观过程中的细节：剧组人员按照出生地，被划分为美国出生和非美国出生两类，非美国出生的人员不得进入部分敏感区域。

好莱坞和CIA之间也有“旋转门”。以《国土安全》来说，该剧自第三季开始便越来越多地影射真实事件，于是主创甘撒邀请前CIA高官麦加芬（John MacGaffin）为顾问，麦加芬的表亲布隆梅尔（Henry Bromell）是该剧编剧之一，而布隆梅尔的父亲李昂（Leon Bromell）曾在开罗、德黑兰、科威特等地任职CIA官员。

（《国土安全》编剧之一布隆梅尔）

为了回报这些顾问服务，该剧自然也需要为支持CIA的立场而做出让步。比如第五季中，有一个明显在影射斯诺登的新闻搭档劳拉（Laura Poitras）的角色，就被描绘成对“黑客主义”极为狂热、使柏林置于严重风险中的人。片中的中东人物也被表现成内心扭曲的好战分子，而他们的合理不满却未被提及。

电影《猎杀本·拉登》也是好莱坞和CIA的一次成功牵手。该片的导演和编剧为曾因《拆弹部队》而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毕格罗（Kathryn Bigelow）和鲍尔（Mark Boal）。为助力该片的筹拍，时任CIA局长的帕内塔（Leon Panetta）曾邀请鲍尔在2011年6月参加一次不对媒体开放的CIA内部会议。

（《猎杀本·拉登》海报）

（《猎杀本·拉登》导演毕格罗）

《猎杀本·拉登》上映后，为CIA带来巨大回报，该片将CIA实施的酷刑合理化，传递了“如果不进行刑讯逼供，就无法取得情报、本·拉登就无法被抓”的观念。但这一点引发了巨大争议。参议员麦凯恩猛烈抨击该片，作为曾在越南被俘的酷刑亲历者，他认为刑讯逼供对获取情报并无作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看了此片十几分钟后便离场，直言“我受不了了，太假了”。

（左至右：麦凯恩、范斯坦）

2015年9月，调查记者李奥帕德（Jason Leopold）发表了一篇报道，揭露了CIA和《猎杀本·拉登》剧组的更多私下往来：剧组主创不仅高价宴请CIA高管，还向部分官员赠送礼物。

对于这些现象，前CIA特工贝尔（Robert Baer）总结道，好莱坞以间谍和士兵为主角的冒险电影都是胡扯。他以根据同名原著改编的电影《孤独的幸存者》为例，实际上主角所属部队只和十几个敌方人员对峙，却在书和电影里被夸大成近两百人；片中主角差点被斩首，后被战友冒着敌人激烈火力送到安全地带，但实际上，是阿富汗当地村民保护了他，双方也并无交火。这些虚构都是为了让美军显得英勇。

（《孤独的幸存者》海报）

对媒体的操控、“饲养”、暗杀

CIA与媒体界的接触更加直接，像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这样的传奇间谍，经常直接约《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纽约和华盛顿的媒体人一起喝酒吃饭。

（杜勒斯）

CIA不仅只和媒体交朋友，还私下监督那些“不听话”的记者。1971年，时任CIA局长的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为了监视记者盖特勒（Michael Getler），下令在他办公楼对面的酒店设立观察哨；1972年2月至4月间，CIA在其位于希尔顿酒店的间谍驻点里，监视专栏作者安德森（Jack Anderson）等人，以便确认其信息来源。

（赫尔姆斯）

上文提到，70年代“水门事件”的爆发，令CIA在操控媒体方面消沉了一段时间，报道该事件的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名声大噪、成了一代新闻偶像。然而到了80年代末CIA重新掌控势力后，媒体界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伍德沃德这样的名记者亦随波逐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名主持拉里·金问他，如美国在伊拉克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怎么样，伍德沃德和当时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一样，表态说：“我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为零。”

（伍德沃德接受拉里·金采访）

1977年，前《华盛顿邮报》记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揭露了一个CIA重磅新闻：他公开了许多在过去三十年里与CIA密切合作、甚至秘密领取CIA工资的媒体界高管和记者的名字，其中包括时代公司创始人鲁斯（Henry Luce）、CBS董事长佩里（William Paley）、《纽约时报》出版商苏兹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等一大批震撼新闻界的名字。他们与CIA高管关系紧密，不仅安排手下记者充当代理线人，有时还为间谍的海外行动提供媒体掩护。

（伯恩斯坦）

著名专栏作家艾尔索普（Joseph Alsop）也在伯恩斯坦的爆料名单中。他乔治敦的家是间谍、政客、媒体的长期据点。他1970年左右前往西贡时，当地CIA分局局长甚至会亲自向艾尔索普汇报工作。

（艾尔索普）

80年代时，所有报道CIA在尼加拉瓜发动的非法战争、美国支持的中美洲军事政权滥杀无辜平民新闻的记者，都遭到了里根政府的恐吓和诽谤，并丢掉饭碗，而CIA在当地树立的傀儡查莫罗（Edgar Chamorro）在事成后通过一家空壳公司，收到了CIA总价值30万美元的合同；90年代的波斯湾战争期间，美国记者已作为政府的附属通信部门随军工作；等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这种媒体工作模式被进一步加固。

90年代，CIA与媒体间最可怖却又一直被压制的案件，莫过于《水星新闻》（Mercury News）的记者加里·韦伯（Gary Webb）案。90年代中期起，他发布系列文章，揭发了CIA利用自己资助的拉丁美洲反政府组织，走私可卡因到美国贩卖，再将从中谋取的暴利，用来服务其在拉丁美洲挑起的战事的惊天丑闻。

（加里·韦伯）

这一系列报道引发了大量关注，CIA马上安排了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在内的大量媒体盟友，发布了海量的抨击加里·韦伯的文章。后来，顶不住压力的《水星新闻》公开与韦伯的系列报道划清界限，很快韦伯也便从《水星新闻》辞职。

然而CIA没想放过他。2004年12月10日，韦伯被人发现死在家中，身中两枪。当地警方却火速将这起命案判定为自杀。

在如今的社交媒体格局下，CIA想像以往那样彻底掌控媒体已不现实，像斯诺登这样的爆料人难以预防和控制，The Intercept这类网站也被CIA视为眼中钉。部分有操守的记者也拒绝被美国官方机构同化，上文提到的调查记者李奥帕德就曾表示：“在华盛顿待上一周，你就会完全被官僚作风吞噬，并和别人变得很亲密，而我想保持距离。”

从事美国国安事务报道工作十多年的记者本德（Bryan Bender）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如果你是一名报道国安事务的记者，你不能只是给CIA打电话，说‘我在写一篇报道，请回答我的问题’。进入（这个圈子）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本德）

而他所谓的“代价”，便是失去对报道内容的掌控权。大多数该领域记者愿意配合CIA的规定，他们在发布新闻前一天，会与CIA公共事务办公室就内容和发布时间进行确认。而CIA不希望发表某篇文章时，最常用的一句答复是：“这篇报道会危及特工（或某涉事人）的生命安全。”不明所以的记者要么放弃发表，要么延迟发表，进而错失最佳发布时机。

记者斯坦（Jeff Stein）便因此吃过亏。他调查发现刺杀真主党成员马尼亚（Imad Mugniyah）的人，并不是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而是CIA后，便第一时间联络了CIA，得到的答复是，这篇报道会让CIA的海外特工面临危险。斯坦听信了该说法，结果耐心等了一年多之后，他发现《华盛顿邮报》在2015年1月30日抢在他前面发表了同题材新闻。

（斯坦）

2014年底，The Intercept网站公布了CIA与多名记者之间的数百封邮件往来，揭示了许多美国最知名记者本质上是在为CIA工作的真相。这些邮件里，牵涉最多的是一个名叫格曼（Siobhan Gorman）的前《华尔街日报》记者。她与时任CIA局长的皮楚思（David Petraeus）约定去CIA总部参观，并在2012年3月与皮楚思进行了一次非公开晚宴。

（左至右：皮楚思、格曼）

不过皮楚思的局长之位没能坐太久，因为几个月后，他的传记作者兼情妇布洛威尔（Paula Broadwell）便出书爆料了二人的不正当关系。

（左至右：皮楚思、布洛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