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崛起”曾经是个很热门的话题，中央电视台还播过“大国崛起”的系列政论片，也推出了相关的文字读物。央视的节目当然不是学术性的，如果用严格的史学标准来衡量，会发现其中存在许多的缺陷和不足，甚至连“大国崛起”这样的提法也是值得推敲的。不过，如果假定“美国的崛起”是一个有效的命题，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切入这个问题呢？

讲历史离不开时间，谈美国的“崛起”，先要明确它的起讫。一般说来，美国成为强国的历程，始于18世纪末，结束于20世纪初期。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国从大西洋沿岸的一个蕞尔小国（从国力上说），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强国。这就是美国的“崛起”。具体可以看看经济实力、生活水平、政治影响、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是“崛起”的核心内容。经济发展带动了社会变迁，促成了财产关系的变化，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过去美国的选举权长期有财产资格的限制，这个财产指的是土地。但是，到了工业时代，很多新兴的阶层，比如律师、医生、教师、技工和海员，还有企业主，都没有土地，可是他们也要求参加选举。因此，美国各州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继废除了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实现了成年男性的选举权。后来，大量女性离开家庭去工作，经济地位的提升唤醒了政治权利的诉求，她们也要求参加选举。因此，到20世纪初，通过宪法修正案，美国妇女也获得了选举权。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享有富足而自由的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不仅是美国“崛起”的核心内容，也是美国“崛起”的强劲动力。美国的“崛起”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国土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城市化的完成以及交通的进步。说到交通的变化，其意义不可小看。1789年，华盛顿住在弗吉尼亚州的蒙特弗农，要去纽约就任总统，一路上要走好几个星期；到20世纪初年，这段路只需要若干小时。交通的发展把美国连接成了一个整体，使过去那种“岛屿式社会”（island society）变成一个“整合的社会”（integrated society）。另外，美国也实现了文化上的“崛起”。以小说而论，在华盛顿第一次就任总统之前，美国人还没有写出一本像样的小说，他们读的都是欧洲小说，许多还是盗印本；直到1790年，美国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叫做《同情的力量》。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发现美国既没有几个像样的作家，也没有伟大的历史学家，甚至连一个诗人也没有。可是到了1900年，美国已经拥有很多知名的大作家、大诗人，比如赫尔曼·麦尔维尔、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他们都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像亨利·詹姆斯这样的作家，在欧洲都很有知名度。由于国力的强盛，美国的国家形象也跟从前大不一样了。在1790年，联邦的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贿赂北非小国的海盗，以换取地中海贸易航路的平安。北非的海盗不敢惹英国商船，因为英国的海军很强大；他们却总是欺负海军弱小的美国人。这说明美国在国际上还得不到充分的尊重。可是到了1900年，美国已经成为海军强国，有能力在远洋作战，并开始介入世界事务。

不过，用我的同事王立新教授的话说，美国当时还是一个“reluctant hegemony”，一个“不想当霸主的强国”。可见，美国这个强国，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强国很不一样。罗马、波斯和英帝国，一度都是世界性的强国；但是，它们的强国地位依靠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走的是领土扩张、侵略或殖民的道路。美国这个强国，首先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大国，一个科技文化发达的大国，一个民众富足的大国，然后才成为一个扩张争霸的军事大国。历史上有不少靠穷兵黩武建立和维持的大国，美国与它们非常不同。换句话说，美国首先是一个“great nation”（强国），然后才是一个“great power”（强权）。在世界历史上，通过这种方式“崛起”的大国并不多见。这样一种新型大国的“崛起”之路，对于人类历史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人们经常问，美国为什么发展得那样快？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促成了美国的迅速“崛起”？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一点确实很重要。从地理位置来说，美国的北面是英属加拿大，自从美英修好后，英国不会威胁到美国；加拿大自己在谋求从英帝国独立，也没有能力来挑战美国。南面是虚弱的墨西哥，在美墨战争中，墨西哥表现得不堪一击，完全不是美国的对手。另外，美国东西两侧都濒临大洋，大洋的阻隔使外国的进攻十分困难，在帆船时代尤其是这样。这种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保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人可以安心搞建设，做生意，发展经济。美国也没必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不必像后来的苏联那样，把国力集中投入到发展军备，在经济上偏向发展重工业。美国的经济得到了更均衡的发展。从资源禀赋来说，美国幅员辽阔，可利用的面积很大，资源丰富多样：既有适宜于农耕的中西部大平原，又有适宜于畜牧业的西部大草原；加利福尼亚谷地适宜种植果树，阿巴拉契亚山脉和五大湖沿岸富于矿藏，墨西哥湾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美国人对国土进行了及时而充分的开发，这与同样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开发很不充分的南美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美国人很好地利用了历史的机遇。一些对其他国家是大灾难的国际事件，对美国都成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在殖民地时期，欧洲大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但北美殖民地依靠英国的保护，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革命时期，美国利用英法等国之间的矛盾，借助国际援助，赢得并且巩固了自己的独立。在19世纪，欧洲内部格局仍不稳定，美国乘机在世界各地寻求市场，全力进行国内建设。一战期间，美国利用欧洲巨大的物资需求，扩大工业生产能力，奠定了战后十年繁荣的基础。二战期间，美国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生产能力和黄金储备，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冷战期间，在军事技术竞争的带动下，美国在高新科技领域不断创新，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又抓住了信息革命的机遇，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总之，自建国以来，美国几乎是每次重大的国际性事变的受益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人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抓住了机遇。

第三，美国的发展得到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制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好的制度如果运行得好，无疑能给社会带来良好的局面。说到制度，我们不能不先说说美国的宪政体制。美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最早实行而且最有连续性的成文宪法，宪政体制的稳定，不仅避免了困扰许多国家的频发的政治动荡，而且为不断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在美国，一方面政府和当权者的任何举措，都不能突破宪法的框架；另一方面，各种民众群体的诉求，许多都可以转化为宪政问题，社会抗争的结果，也往往体现为新的宪政权利的确立。有人说，美国的宪法是以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民众权利为宗旨的，这样才有可能让每个人自由地发挥创造能量，在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的整体发展。可见，美国宪政体制的优势不单纯是它的稳定性，而是它在稳定和发展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另外，美国还有较好的保护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的制度，有合理的契约制度、自由企业制度和税收制度，以及人口自由流动制度和言论自由制度。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具有自我调整与自我修复的机能。任何社会都会出现问题和弊端，如果任凭这些问题和弊端不断恶化，不断积累，最终就会导致社会的崩溃。在美国历史上，一旦社会弊端暴露出来，就会跟着出现（基于言论和表达自由的）社会批判，知识分子和新闻报刊揭露和批判现实问题；然后就会产生（基于结社与集会自由）社会抗议，并与政府决策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导致政府与社会共同推动的改革运动。这样就能及时甚至提前发现问题，采取必要措施，匡正弊端，消弭不满，实现新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当美国社会遇到严重问题时，通常不必打破现有的框架，而只需在既定的体制内进行修补。

第四，人文因素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制度是人建立的，宪法也是人制定的；规则能否得到遵守，制度能否有效运行，都与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有很深的关联。美国的族裔纷繁多样，文化构成极为复杂，一代又一代国籍背景不同、宗教信仰有异、利益诉求相左的居民，怎么能够在同一个社会共存，在同一种宪政与法治的框架中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呢？据有的美国学者说，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差异极大的人，都认同于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美利坚人”。什么叫做“美利坚人”？那就是他们都认同于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核心价值，而且相信这些核心价值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我们过去常说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讲究实际，不尚空谈。其实，美国人的性格还有另一面，就是重视可能性，面向未来，也就是罗素说的，他们喜欢“昂首望天”。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20世纪初期，美国兴起了一场保护自然资源的运动，打出的口号就是“为了尚未出生的人们”。这样的话，当然不是只顾眼前的人能想得出来的。另外，美国人还富于妥协精神，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存在灵活的谈判机制。他们把政治看成一种协商和妥协的艺术。在美国历史上，谈判和妥协解决过许多的冲突。这样就可以导向一种不同利益、多个群体合理竞争的格局。我还想说一点，就是美国人有较突出的规则意识。他们不仅认真制定规则，而且严格遵守规则。规则只有得到遵守才有意义。一群人如果能遵守规则，富于自律精神，就能形成某种“自发的秩序”，进而实现自治。既然无需强大的外力来实施“他律”，那么获得真正的自由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美国，规则的主体是法律，宪法则是最高的规则；宪政就是按照合理规则运行的体制，民主就是有规则的政治。

最后，我们还不能漏掉外来因素的影响。虽然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较短，但美国的文化却是源远流长的。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欧洲文化、西非文化和美洲土著文化。这三种文化的交汇和融合，构成了美国文化的起源。我们知道，美国的“崛起”正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美国总是在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体打交道。美国不断有移民迁入，这些不断到来的移民，不仅补充了经济建设所需的人才和劳动力，而且增强了族裔和文化的多样性，使得美国社会文化丰富多彩。各种文化的碰撞、融合和发酵，造成了相互竞争、取长补短的态势，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从技术的角度看，美国也经常引进和模仿欧洲，这一点在工业革命初期表现得最突出。在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革方面，美国也接受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影响，大量借鉴了别国的经验。比如说，在19世纪末期的政治民主化运动中，美国引进了秘密投票制。这种制度的发源地在澳大利亚，所以又叫“澳大利亚投票制”。

我们上面分门别类地讲了各种因素的作用，但在美国历史的实际中，这些因素并不是单独地在起作用，而是因缘际会地凑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合力。单独某个因素都不可能造成美国的“崛起”，关键是合力的作用。美国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难以想望的。有这些因素中的一两项就很不容易，可是美国都占全了，这是它的优势，更是它的幸运。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别的国家很难再集齐这么多、这么好的条件，也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遇。概括地说，资源优势、历史机缘、人口素质、制度保障、政府决策，所有这些条件如此巧合地结合在一起，才创造了美国“崛起”的奇迹。

照这么说来，美国“崛起”的故事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是有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并没有固定的法则可循，关键在于它的人民和政府能充分利用自己能够控制的资源和环境，敏锐地把握历史机遇，采取适当的发展策略，自由而充分地发挥人的创造力，努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民富国强、自由公平的国度。由此可见，虽然美国的经验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别的国家也不能复制美国的模式，但并不妨碍我们“鉴别吸收”“取精用宏”，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崛起”。

当然，美国的“崛起”并不是一部浪漫的“英雄史诗”，不是一个童话般的奇幻故事。美国历史上遭遇过不少挫折和失败，留下了许多不光彩的记录。美国长期存在种族奴隶制，这种制度的残酷和腐败，大家都是熟知的。在工业化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严重的弊病，比如“血汗工厂”、童工制、低工资、长工时、工伤事故没有赔偿、失业工人没有保障，这些问题也是到20世纪初以后才逐步得到缓解的。另外，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贫富分化、社会冲突等等，也是不能忽视的问题。一句话，美国“崛起”的代价十分沉重，而且“崛起”的成果也没有在国民中间公平地分享。所以，我们不必把美国的“崛起”美化或神化。

李剑鸣

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