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晋文 冯昊雯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一场以“守正、民本、创新、初心、人民、圆梦”等为核心内容的新时代新启蒙文化思潮逐渐展开。在文艺创作领域，出现了新时代现实主义创作的新浪潮，“人性、奋斗、美善、崇高、雅正”等词汇成为新时代艺术审美的关键词。影以载道、影以明德、影以亲民和影以化人的创作观，对新时代影视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影以载道

　　“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艺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传统文艺经世致用的集中体现，在中国文艺传统中事实上处于核心地位。在新时代文化强国和影视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文以载道思想作为一种创作论和反映论应该与时俱新，应赋予新的时代性和人民性。“影以载道”就是要体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既要继承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更要强调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以新时代现实主义赋予“道”新的时代内涵。

　　新时代以来，写实类现实主义影视剧呈现出高度真实化、典型化和理性化的特征，重新确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创作观，以故事为中心的叙事观，以真善美为中心的审美观。人物群像体现了民族文化面对现代文化转型坚守的历史真实，或反映了当下基层社会蜕变成长的社会真实，这样的人物既接地气，又有生气。深邃宏远的主题思想是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题中之义，主题思想的深度决定着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高度。应当说，在影以载道创作观的探索中，创作者借助人物、故事和环境，使作品具有了厚重的思想价值和宏阔的社会意义，最大限度地将思想深度和社会本质揭示出来。

　　此外，批判类现实主义影视剧推崇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创作观，丰富了传统批判现实主义影视剧创作的审美范式。依托悲喜剧美学风格，在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双重变奏中揭示个体、阶层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人的自由幸福作为衡量社会历史进步与否的主要标尺，最大限度地抵达社会关系和个体生命的真实程度。

　　最后，诗意类现实主义影视剧善于在习以为常的隐秘生活中捕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凝视和剖析小人物和小事件中的不幸或确幸，寻觅生活的光明和温暖，努力以高远的境界和博大的胸怀从人化和对象化中探究生活的诗意源泉，强调在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基础上厚植思想性和审美性，突显重大社会结构变革与个体文化心理结构变革的风声雨声。

　　影以明德

　　文艺既应明大德，着眼于民族乃至全球秩序的构建；还应明公德，着眼于现代公民社会之公德；更应着眼于私德或美德，实现个人内宇宙的完善和谐。影视艺术创作在明大德方面，当对民族、国家乃至全球精神世界的构建贡献力量，努力以共享观念和共享价值为全球道德秩序的建构提供中国方案；在明公德方面，当为现代公民树牢社会公德的摆渡人，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等方面充分发挥影以明德在固本培元方面的作用；明私德方面，应当在厚德载物中培育大写的时代新人，安顿好个体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港湾，“帮助人们建立生命的、家族的、民族的根的意识”。

　　与此同时，新时代影视艺术应主动担当起引领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走向世界的重任，向全世界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和科技性的统一。比如，揭露官场道德的《人民的名义》、呼唤伦理道德的《地久天长》、倡导师风师德的《无问西东》等，反映了社会进程中的曲折波澜，折射出个体精神与社会道德的复杂性，既在培根铸魂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在明私德方面又能治愈精神主体的顽瘴痼疾。

　　影以亲民

　　优秀的影视艺术家只有在审美沉浸中才可能精准选择创作对象，深入创作客体内部，实现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的交融共鸣。因此，这就要求创作者应当带着真情实感发掘审美对象的审美价值，如此方能将文艺大众化的使命变成现实，塑造可亲又可敬的人民形象和中国形象，为中国影视作品走出去和走进去提供有力保障。

　　首先，深入生活和扎根人民是影视艺术践行影以亲民创作观的基础。只有真诚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才会真正接纳影视作品，只有对生活充满无限热爱才能捕捉到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有审美价值的对象，真正做到与人民群众同悲戚、共欢乐。例如，电影《柳青》的导演田波先后用六七年时间深入生活和走进基层社会，提炼梳理陕北乡村生活、政治生态和民间文化。

　　其次，大众化是影视艺术践行影以亲民创作观的有效渠道。鲁迅先生指出，文艺“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着眼于一般的大众。”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对大众化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新时代影视创作在影以亲民的创作观指引下，不断将大众化走深走实。以《战狼》系列、《长津湖》系列为代表的电影在大众化普及目标上贡献突出，既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又使得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增强，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比翼齐飞。

　　影以化人

　　中华美学的“礼乐传统”强调将个体情感升华为人类普遍的情感，有助于人类面对命运抗争中的苦难和不幸，体现了中华文艺典型的实践性品格。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第一资源，人的综合素养就是国民和社会的综合素质，人的文明信仰程度和觉悟程度就是社会文明的高度。

　　其一，在重建人的主体性中探寻影以化人的创作空间。优秀的影视作品往往注重表现人物借助主体能动性在认识规律和掌握规律中对世界或实践的改变，注重反映人物形象挣脱各种旧秩序羁绊，按照自主意愿支配自己的实践活动，从而重构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推动社会获得显著进步。以电视剧《觉醒年代》为例，剧中许多主要人物都成了年轻人追逐的对象，激发了他们奋斗青春和奉献祖国的斗志和热情，发挥了影视艺术教育群众、鼓舞群众和引领风尚的正向激励作用。

　　其二，在重建社会审美风尚中彰显影以化人的积极作用。影视艺术既是一面旗帜，又是一面镜子，可以审视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天下民心”，以经世致用的方式为社会和国家的良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以审美的力量和文化诗学发挥对人的塑造作用、对情感的抚慰作用、对社会风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比如，电视剧《装台》重建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电视剧《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诠释了“执政为民、尊重科学、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右玉精神”，反映了人心就是最大的生产力，民心就是最大的战斗力的深刻主题，蕴含着执政为民的文化定力和文化信仰，体现了初心不改和一往无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由此可见，唯有坚持影以载道、影以明德、影以亲民和影以化人等富有民族性的现代审美创作观，才能把握新时代影视创作的方向，创作出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影视作品。

　　（作者薛晋文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艺委会副主任、太原师范学院美术与影视学院教授，冯昊雯为太原师范学院美术与影视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