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广莘（1927年1月-2014年9月） 首届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他是我国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的奠基人物，敢于提出尖锐问题、善于逻辑思辨，被誉为“中医界的哲学家”。

　　他是我国第一批“中学西”人员，在西医院临床26年，56岁归队研究中医，用药轻巧精当，治疗疑难杂病得心应手。

　　他精妙概括中医学术思想——“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卓然自立，本立道生”是其一生写照。

　　陆广莘，是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接受专访时，他风度儒雅、一头黑发，看上去就像60来岁。说起中西医的对比和命运，他侃侃而谈，一口气聊了2个小时，依然兴致盎然。

　　他认为，医院人满为患，医生不堪重负，群众不满意就医体验，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医学模式有问题。疾病医学模式“努力找病，除恶务尽”，检查越做越多，药越吃越多，钱越花越多，病越治越多……若想改变这一困境，医学就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发现、发展人类自身的健康能力，这是中医的优势所在。他呼吁，医学模式必须改革，从“疾病模式”改变为“健康模式”。

　　成才之道：在西医院坚守中医阵地26年

　　吕玉波：陆老，您是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临床中医大家。能否跟我们讲讲您的成才之路？

　　陆广莘：我学中医是很偶然的。我是江苏人，18岁就读上海中学高中工科期间，日本军队在我们的宿舍楼内发现一枚炸弹，为躲避日本人的监禁询问，我就辍学回到老家。父母考虑“以后有饭吃”，让我拜家乡老中医为师临诊学医。中西医的差异，使曾学工科的我感受到思维方式的格格不入，但反而产生了兴趣，下决心要探究近代中西医论争。

　　1952年，国家号召中医药人员要系统学习西医，我通过考试，到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了5年西医学，毕业后到中央人民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在西医院坚守中医阵地26年，56岁时被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组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队伍。

　　谭志健：您跟随3位中医大师，对传承很有体会。

　　陆广莘：我先后师从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3位老师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

　　陆渊雷先生的古文学和中医学造诣很高，1929年与徐衡之、章次公两位先生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院长。他强调“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既要学习传统文化，又要掌握新知识。我是他的函授弟子，打下了兼收并蓄、融古汇今的学风基础。

　　章次公先生1955年任卫生部中医顾问时，我随他抄方侍诊。1956年关于“五行存废”问题的讨论时，章先生与我讨论，鼓励我发表意见。章先生强调，“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坚定了我对中医学自信、自强、自立的决心，成为一生的座右铭。

　　我1957年到中央人民医院中医科时，徐衡之先生是主任。他提出，中医对西医方法要“心知其意，不为所囿”，临床上中西医结合取得良好疗效。我在一流西医院里开设中医门诊，创建中医病房，1958年秋在北京医学院开设《中医学概论》课程，推动医院临床各科更广泛的中西医合作，均得益于徐先生的支持。

　　另外，元末明初的医学家王履朴素求实、敢于怀疑的精神，对我影响也很深远。

　　学术之道：“中医研究”不同于“研究中医”

　　黄学阳：您提出“中医研究”不同于“研究中医”，发出“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呐喊，对中医学术界震动很大。大家都很好奇，您是怎么能提出那么多独树一帜、振聋发聩的观点？

　　陆广莘：我是带着探究中西医论争的心理步入中医学殿堂的。在20世纪初期，梁启超曾说过：“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胡适也说：“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为什么一些著名人士对于中医学会有这样的论断？我一直在研究。

　　我1983年开始搞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中医研究”、“研究中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不能互相代替，只能互补互渗，主张自主的“中医研究”。“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中医学欲寻发展与出路，首先就是求其“本”。

　　中医重在提高痊愈能力，而非杀死病毒

　　杨志敏：您对现代医学模式有很精辟的批判，提出“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的高度概括，让人佩服。

　　陆广莘：从1993年开始，国际上兴起了“医学目的”大讨论大反思。关于《医学目的再审查》国际研究计划报告指出：当代世界医疗危机，一是医疗费用不断上涨，二是医疗社会服务分配不公。出现现在这种“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多”的困境，根源来自近代医学模式，即针对疾病的技术长期统治医学的结果。

　　究其根源，近现代西方科学是物质科学，用八个字可以概括其诊疗思想：努力找病，除恶务净。疾病医学模式发展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加速药物淘汰，如过去用青霉素，一天5万到10万单位，现在却要800万到1000万单位；另一个是病人对纠正病理的药物产生依赖，如降血压、血糖的药必须常吃，一旦停吃，血压、血糖即刻上去。又比如，对高血压患者使用降压药，按理发展为心血管病患者的数量理应减少了，实际上，中风的病人、充血性心衰的病人减少了，但缺血性脑病、缺血性心脏病增多了。而且细菌病毒极易产生抗药性和异化，药物淘汰速度越来越快，新药研制费用也越来越高，医疗费用不断上涨，这就陷入了恶性循环。你看美国的医疗费用，非常惊人。

　　吕玉波：中医在这方面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您如何看待中西医区别？

　　陆广莘：我曾经概括“中医学之道是养生治病必求于本为主旨的生生之道，是辨证论治的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是聚毒药以供医事转化利用为生生之具，是通变合和谋求实现天人合德生生之效的健康生态的实践智慧学。”

　　中医并非万能，所有医学都不是万能的，真正治好病的是人的自我调节能力。医学的目的在于“救人”而不是单纯的“治病”。中医治病把重点放在提高人本身的痊愈能力上，而不是简单地用药物杀死病毒。19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发现，锥虫红能杀死锥虫。但在人体内，杀死同量锥虫，药量仅为实验室药量的1/6，省去的5/6药量就是人体内的自身康复能力。中医的研究方向就是发现这个5/6，依靠和发展这个5/6。这就是中西医的最大不同。不要把所有的疾病都看作是敌人，比如发烧，其实是人体机体抗病的一种反应，而大量地、长驱直入地使用抗生素把病毒和细菌压下去，其实会加速病毒变异，制造出新的病原体。

　　“不变应万变”治人之法，迎接新疾病挑战

　　谭志健：您用中医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曾经在坦桑尼亚引起轰动。

　　陆广莘：那是在1987年，中国派专家组到坦桑尼亚帮助他们治疗艾滋病，我是专家组成员。会谈中，对方提问：“中国有艾滋病吗？”“你们见过艾滋病吗？”

　　我回答：“中国没有艾滋病，但我坚信艾滋病是可以战胜的。”他们一片哗然。殊不知，中医不是去治疗某种病毒或者细菌，而是治被病毒感染的人，中医始终以这种“不变应万变”的治人之法，迎接新出现的疾病。具体说来，中医的“治人之法”就是调节病人本身抗病反应的动力机制。当时在肯尼亚有个红灯区，其中的妇女却很少有感染艾滋病的，这说明人体能够产生对艾滋病的抵御能力，治疗的关键就是要把这种能力调动起来。所以我们在坦桑尼亚开起了中医治疗艾滋病门诊。

　　▲陆广莘与广东弟子谭志健、黄学阳。

　　传承之道：上医医国 中医医人 下医医病

　　杨志敏：什么样的医学模式更适合人类发展？

　　陆广莘：“医事”有三等，上医医国，医未病之病，重在生态和养生；中医医人，医欲病之病，重在稳态和保健；下医医病，医已病之病。中医注重认识人的防卫功能、抗病能力、调节能力。

　　中医向疾病医学学习是没错的，但把中医传统贬低为疾病医学，就成了下医。我从养生角度告诉大家，不要误以为医生必须开药，必须要求病人非打针不可。要站在健康医学的角度，治病于未病。中医实际上是养生医学，是关于“生”的医学。中医思想融合在了百姓生活中，比如药食同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与医学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养生不仅仅是医学的一部分，而恰恰是医学的指导思想。

　　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日益扩大，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医学的贡献，是我国具有原创性优势的学科。如果中国百姓反倒不能享受这样成本低廉而且有效的医学，会是多大的损失与讽刺？

　　养生之道：“吃得少、吃得慢”

　　陆广莘认为，养生之道，主要是胸怀要宽广，心态要健康，对世事少计较，追求高远的目标。他特别强调，可以“带病延年”。“人老了，都会有病。个别‘零件’有问题，大致是健全的就行了。”

　　他认为，老年人不要激烈运动。“我是1952年北医足球队的，年轻时代的体育运动，对后半辈子有很大作用。老了反而不要锻炼太多，骨头不灵了。”他走路快，因为健步行走可以把下肢的血液泵到大脑。“脑为元神之府”，大脑供血、供氧情况直接标志着人的健康和衰老状况。

　　陆广莘强调老年人脾胃消化不好，要“吃得少、吃得慢”。他1958年做过一个试验，让50个糖尿病人嚼半小时海绵吐掉，结果所有人的血糖、血脂都降了，说明咀嚼可以降血脂、血糖，防止糖尿病。吃饭吃得很快，就会血糖升高，慢慢吃，饭后再活动活动，就不容易造成脂肪积存。一个人能够活动活动，并且注意咀嚼，大脑退化就可以比别人晚几年。

　　他现在一天三餐很简单。早饭一碗粥，两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饭，就是一盅啤酒，一块鱼，还有花生米、西红柿、黄瓜。有时晚饭只吃水果餐，比如吃桔子时要吃桔络，一是粗纤维，二是舒肝理气。

　　他推荐，保健品就吃“四味药”。吃一包“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可以抗抑郁，一个礼拜吃两次。感冒了、拉稀了，皮肤过敏了、荨麻疹了，用“防风通圣丸”。再加一个“六味地黄丸”，家庭常备就够了。■

　　大师轶事

　　以毒攻毒治愈 “吹牛大王”

　　陆广莘理论水平很高，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他只是个中医理论家，其实他擅长治疗疑难怪病。他从北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医院的中医科，常作为唯一一名中医，与众西医会诊疑难病。

　　1959年，北京宣武区一个化工厂失火，旁边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前去救火，却致使大批人员苯中毒，著名钢琴家刘诗昆也在其中，当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送到中央人民医院，这批病人在服用药物后，却都出现了奇怪的“癔病反应”。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陆广莘坚持他们只是受了惊吓，采取“舒肝解郁”的方法来治疗后，病人的神志果然渐渐清明。

　　一位专门设计京剧戏装的设计师得了一种怪病，特点是非常夸大，喜欢讲大话，“我是百万富翁，某某是我老婆。”写字也要将一个字写得斗大。陆广莘却为其注射伤寒疫苗，病人发了场烧后病就好了。他解释说：“病人曾患过梅毒，病毒已侵蚀其脑神经，成了麻弊性痴呆。这便是中医用一种病对抗另外一种病。调动自身防御机制，将病毒散发。”

　　他一天查房时，一位病孩肚子不知什么原因疼得满地滚，陆广莘赶快让家长去隔壁买5分钱的醋、花椒，煎水服下。没过3分钟，孩子好了。

　　较早挖掘传染病“截断疗法”

　　1959年陆广莘在总结中医治疗乙脑的论文中，提出乙脑不是“温邪首先犯肺”，而是“暑邪直入心包”。讨论了叶天士、程文囿、张畹香等人提出的“邪入心包”之证，及时应用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等“以截其路”的治疗思想，较早挖掘了后来名闻遐迩、在许多疾病尤其是传染病中有重要价值的“截断疗法”。写此文时，陆广莘刚到医院两年。

　　“旁开一寸，更上一层”是陆广莘借鉴针灸术语，提倡解放思想、扩大科研思路而提出的。他带领同事们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主持“肝血风瘀（郁）”和“脾津痰湿”两大系列“七五”攻关课题，先后获部级一、二、三等奖。

　　主持香山科学会议

　　提出中医药理论构建

　　陆老自称是“坚定的中医捍卫者”，他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医药发展建言献策。

　　作为中医药大家和倡导中医研究的提倡者，他主持了2003年香山科学会议，提出中医药理论构建与研究方法。2005年2月，他参加了科技部“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项的论证会，对中医理论基础研究提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并致信科技部、卫生部主要领导直陈对中医的认识和理解，反映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