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医药分开”改革的深化及“互联网+医疗”的推行，处方外流受到持续关注。所谓处方外流，是指医院把处方对外开放，患者可凭处方去院外的零售药店购买处方药。处方外流的推进效果如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业界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现状：大规模外流尚未实现

  对药品零售行业来说，处方外流是政策利好，但目前处方外流尚未形成规模，其辐射范围和实际收效低于行业预期。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倡导处方外流的相关政策出台伊始，业内确实感到振奋，但由于缺乏配套措施，处方外流落地效果并不理想。“每次一有新政策出来，行业都欢欣鼓舞，可真正落地往往并不如预期。”一位零售企业负责人如是说。

  多家药店负责人表示，目前门店承接的外流处方，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部分医生在医院药房没有所开药品的情况下，会告知患者凭处方到药店配药；另一种情况是，个别需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在与医生沟通后凭处方到药店购药。整体来看，门店收到的外流处方数量有限。

  DTP药房（DTP是Direct to Patient的缩写，指直接向患者销售高价值新特药的药房）也是承接医院外流处方的“窗口”。相比普通零售药店，DTP药房主要销售肿瘤等大病、重病治疗药物，这类药物价格高昂，一些医院为控制药占比，往往会将此类药排除在门诊药房之外，让患者凭处方到DTP药房取药后回医院接受治疗。但中国药科大学国家执业药师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震认为，这种情况属于医院“被迫”释放处方，并非处方外流的自然状态。

   “我们有意愿承接医院处方，但苦于没有参与此流程的切入点。”盐城苏好大药房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文兵认为，医院很少会主动释放处方，由于缺少药店承接外流处方的突破口，处方外流尚未惠及药品零售行业，推动处方外流需要政府部门出台保障措施。

  审视：困境与停滞等待打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当前药品零售市场有一些乱象，相关部门对零售药店承接医院处方，其实存在顾虑。

  康震介绍，部分药店为获利而过度营销，在这种经营模式下，本应是药学服务人员的执业药师变成有经营考核任务的“营业员”，其服务动机已不纯粹。部分药店在销售过程中一味推荐联合用药，增加了患者不合理用药和罹患药源性疾病的风险。一些药店违规销售处方药，给患者安全用药带来隐患。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秋霞认为，目前在药店市场中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部分药店以违规经营获取利益，对行业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药店发展偏差的背后，是相对较低的违规成本和相对不足的监管力量。据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成都市现有药品零售连锁企业125家、零售药店10400余家 ，“稠密”的监管对象给日常监管带来很大压力——成都市药品流通监管人员数约300至400人，每人平均下来要监管约30家药店，现有的基层监管能力不足以有效覆盖所有门店。

  还有一些客观因素也对处方外流形成阻力。多家药店表示，由于药店部分药品的进货价高于医院，售价相对高，不具备吸引患者的价格优势。他们也反映，当前流向其门店的医院处方中，部分存在超适应证用药和配伍禁忌等不规范现象，对于这部分处方，药店要请患者返回医院修改处方，待患者将修改后的处方带回药店并经执业药师审核无误后，方可进行调配。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处方外流，药师与医生间的互动需求增加，相关部门应考虑为药店审方药师与医院医生间开通直接沟通的渠道，以提升工作效率。

  未来：落实与规划且行且思

  在处方外流过程中，如何对医院处方进行导流，使其注入合适的药店终端，不仅涉及公平与诊疗效率等议题，还与患者用药安全的保障息息相关。

  胡秋霞建议，对一些合规经营、信用良好的零售企业，可先将其作为承接外流处方的试点单位，待条件成熟后再扩大试点的范围。

  在康震看来，药店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应依靠药事服务而非药品销售来竞争。他呼唤我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顶层设计角度明晰药店的责、权、利，促进药店加速完成角色转换。

  目前我国执业药师队伍的整体能力并不能很好地匹配处方大规模外流后形成的药事服务需求。康震指出，药店执业药师能力良莠不齐、话语权弱，在处方大量外流后，这一“短板”会尤为突出，提升执业药师能力和地位势在必行。“可以发挥医保机构作为利益相关方和资源提供者的作用，改变药师和药店的收益结构，使药师真正成为医疗服务人员，使药店经营更加规范。”他认为可以让药店执业药师参与处方药管理，由医保来为药师的处方调剂服务付费，将药师的行为真正定位为药学服务行为，从而保障患者安全用药。

  “外流处方要真正流到合适的地方去，才更有利于患者安全用药。”康震提出，在对处方进行导流和分配的问题上，国外一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他介绍，一些国家的医生在开出处方后会与患者沟通，由患者决定将处方上传至哪家药品零售企业的平台，其实是将药店与药师的服务质量作为决定处方流向的因素。

  而破解处方外流中的监管难题，“互联网+”手段或许可以提供思路。为解决零售药店众多而监管力量相对不足、药店缺少处方来源、执业药师人数不足、违规销售处方药等问题，2016年9月，成都市开始在全市试点电子处方服务平台，市民可在药店通过远程处方平台就诊，由医师问诊后开具电子处方，经执业药师远程审方通过即可当场进行调配。

  电子处方开具全过程采用音频视频记录，通过后台抽查的方式进行监管。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市场监管处处长黄真表示：“开展电子处方服务平台试点前，我们监管时要一家一家跑；开展后，改为在后台设备上抽查，对发现问题的企业及时处理。试点开展至今，监管效率明显提高。”面对未来可能到来的大规模处方外流，这一模式或许可提供思路与经验。